十六国时期，包括青海在内的河西内凉地区呈现出一派文明昌盛的局面。学者汇集、文教振兴。其主要原因，由于河西地当东西交通之要冲，西域的文化学术东渐，必先在河西驻足。而东汉、魏晋时期，恰是西域文化东渐的重要时期。河西大量感受到西学的清新，从而以其沃土，植彼嘉禾，取得新的文明滋养，融汇新的文明成果，东西两个方向文明汇聚的结果，形成丰富的文化沉淀，被“五凉”政权所利用，构成文明昌盛的雄厚基础。其次，五凉文化的繁荣，还应当与河西地区文化传统风尚有关。自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以来，河西地区就一直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文化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大量汉文典籍在这里广泛传播，并涌现了许多名儒、学者。五凉文化的繁盛也有赖于先后立国于河西、河湟地区的五凉政权统治者大多重视文教，提倡儒学，崇尚经史，擢拔士人，这无疑也是促进五凉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东晋十六国以至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期。五凉割据的河西地区，佛教尤其流行。

　　五凉对于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对佛教更是“厚加敬仰”。前凉时，就曾请西域僧人支施仑、帛延等来凉州与本地沙门一起翻译了《首楞言》、《须赖》、《金光首》、《如幻三昧经》等四种经书。自晋以来，内地僧人西行求法成为热潮，从西晋的朱士行开始，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在300余年中，见于记载的就有一百五十六人经过河西地区的丝绸古道或青海道西行求经。河西地区在佛教东传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随着佛教的传入，产生了佛教艺术，包括建筑、绘画、雕塑。同时这一时期，地方民族文化开始兴盛，尤其在史学方面更为突出，当时编写的五凉史著作有十一种。在建筑艺术方面，南凉政权在河湟地区修筑和扩建城池。吐谷浑曾在黄河上游修建“河西桥”“大田桥”还在益州修建“左军寺”等，反映了当时青海各族人民在建筑艺术上所达到的较高水平。另外，南北朝时期，青海的地方民族音乐，大体可分为三个系统，一是狄乐，二是羌乐，三是凉州乐。凉州乐不仅在西北地区民间广为流传，而且成为以后历朝宫廷音乐的重要内容，对后世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唐代，伴随着吐蕃王朝对青海全境的逐步占领和统治，地方文化也逐渐形成了吐蕃化的趋势。包括羌、吐谷浑及汉族在内的青海各民族因吐蕃统治者推行统一融合和民族同化政策而大量融入吐蕃民族当中，地方文化的吐蕃特征也越来越鲜明。8世纪中期开始，尤其是赞普赤松德赞执政时期，吐蕃王室在统治区域内大力普及佛教，使青海的佛教在已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青海地方的佛教色彩日渐突出。当然，地方文化的吐蕃化并不是对高原上羌、吐谷浑及汉族文化的一种完全排斥，而是大量吸收各民族文化的精华，从而使吐蕃民族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唐代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对吐蕃王朝始终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入藏，都将极其丰富的中原文化带到吐蕃地区，加深了中原与高原之间的文化沟通，从而丰富了各地的文化内涵。

　　作为唐蕃双方争锋角逐的战略前沿，唐时的青海被受中原文人学士的关注，唐诗中有为数不少的作品涉及青海。如李白的“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关山月》)；杜甫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深啾啾”(《兵车行》)及王昌龄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之四)等等，都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佳句。无疑，唐代，唐蕃间频繁的文化交流，对青海地方文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佛教的广泛流传是宋代青海吐蕃民族文化上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青唐政权统治时期，河湟吐蕃已普遍信奉佛教，且受到当的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佛教僧侣在社会中也拥有很高的地位，甚至参与政治，“吐蕃重僧，有大事必集僧决之，僧丽法无不免者”。不过佛教的普遍流行并没有将吐蕃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抵消。以本教为表现形式的原始宗教与佛教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