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战的血统 天津人打架的学问(图)(3)

　　天津人那时打架的气概和场面也令人吃惊：“有人犯了他边界，聚伙成群来打仗——铁尺斧把，竿子鸟枪；赶上房，开水砖头往下淌，哪顾生死存亡。”打架绝非单打独斗，而是“打群架”(群殴)，又被称为“打仗”，顾名思义，足见其火药味之浓。彼时验伤由“地方”(地保)、仵作，送到到衙门。而后无论板子打、夹棍夹、打架人都不能服软，不然即为“走脊”。1894年，因甲午海战，天津禁群殴械斗，河北关上与西头西关混星子有衅，在西头湾子半殴，伤亡多人。天津县捕人，双方各投案五人，均判斩首。其中有十二岁的少年张小卜，且官不忍杀，劝他悔改，小卜摇头；热堂(刑讯)过后，面不更色，气不稍呈吁；又于烈日下暴晒三天，不给饮食，仍无悔意，但已气息奄奄。忽然一阵暴雨，小卜于雨水淋漓中仰天大笑。天津县只得偷偷地将他释放。小卜歌唱而去。天津卫管这叫“豪横”、“够板”。实际是打架风气向更恶劣方面的转化。

　　天津人彼时好斗之风(另加起洪、吸热闹)曾影响到中国政治与历史。太平军在林凤祥、李开芳率领下北伐，直至天津稍直口(今黄河道西头)。但天津地方官及大盐商竟利用这种游民习气，组织团练，阻挡太平军，使太平军北伐功败垂成。不然太平军攻下天津，直进北京，中国历史上便可出现一外乌托邦式的“宗教共和国”。记得范文澜师就这样讲过。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中火烧望海楼、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义和团攻打天津租界，与天津人这种“勇武好斗”之风实不无关系。天津教案，当然首先在于外国侵略者对中国人的迫害，但发展到如此惨烈，以至震惊中外，却由天津讲打讲闹的社会风气所导致。

    有一本笔记说，在当时鸟市前身的院门口(在大胡同西)空场上，日常即聚集着大批游乐的闲人，当围攻望海楼时，他们中的一些人闻风赶去，加入围攻队伍，由吵架、仍砖终至放起火来。还有一本笔记记载着：“同治(该笔记误为咸丰)九年(1870)年五月二十三日，土棍若干人，相聚攻教堂。堂破，得盲儿无数，益信被拐儿童遭剜目之惨。实则盲(童)学校之学生也。土棍等益怒，乃杀教士，并焚教堂。”

　　清道光后，各地教案频仍，但与天津相比，都得瞠乎其后了。于是便出现了“争强斗狠”一词，也于是出现了“挑号”的风云人物。清末男人讲究“花鞋大辫子，一走一趔趄”，辫子既粗且松，有的每股中还插茉莉一朵；额贴太阳膏；行路时一只手伸入大褂的纽襻下，半提衣襟，一瘸一拐，表示自己身经百战，曾伤筋动骨，落得残疾，因为津门山水人物。这从他们的绰号上也可看出：“独眼龙”、“草上飞”、“小刀子”、“飞刀张”、“大黑塔”、“潘大炮”、“强嘎子”、“二狠子”(均晚清天津混混)等等。天津这种讲打讲闹之风，地方官曾屡行镇压，施以梃杖，发配边城，站笼示众，以至斩首。经同治十年(1871)、光绪九年(1883)两次大规模剿杀，气焰乃稍有收敛。

　　不过，天津人打架的特殊心态与形态，却在历史上留下鲜明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