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老北京刑场

　　不管元之柴市口，明之西四牌楼，抑或清之菜市口，皆属老北京的交通要道。在闹市区行刑问斩，便于示众。

　　漫步西四，已看不见高耸的牌楼了。自从这标志性建筑被拆掉之后，西四牌楼便简称为西四。它在明朝又叫西市，是处决死囚、或杀或剐的刑场。“西四牌楼者，乃历朝行刑之地，所谓戮人于市者也。”(杨士聪《甲甲核真略》)消失了的牌楼，很见过些腥风血雨的。昔日曾专门树立一根比牌楼还要高的木杆，悬挂被割下的头颅示众。在那个时代，杀人是一种仪式，很有些热闹可看：辚辚作响的囚车，枷锁镣铐的罪犯，乃至赤膊上阵挥舞鬼头大刀的刽子手(故意露出胸毛)……“丑陋的中国人”，爱看热闹，首先是从看杀人开始的———他们不仅迷恋生活，对光天化日之下的死亡同样也充满了兴趣。

　　西四牌楼，见证过许多大快人心的时刻，譬如凌迟处死武宗时权宦刘瑾，“都人鼓舞称庆，儿童妇女亦以瓦石奋击，争买其肉啖之。”但不能否认，也制造过一系列千古惨痛的冤假错案。

　　漫步这矗立着广告牌、红绿灯、交通岗亭的十字路口，我首先想起了两个人：于谦和袁崇焕。这两位北京城古老的保护神，都曾以血肉之躯抗拒侵袭。悲哀的是，他们未能如愿以偿阵亡沙场，不约而同地死于自己抛洒血汗所捍卫的城市，死于被保护者的刀斧之下，上演了一幕幕的亲者痛、仇者快的漫长悲剧。于谦与袁崇焕并不是开始———岳飞的风波亭，可比西四牌楼早得多了。当然，他们血染闹市，并不代表悲剧的结束。

　　史学家说：崇祯杀袁崇焕，等于“自坏

　　不管元之柴市口，明之西四牌楼，抑或清之菜市口，皆属老北京的交通要道。在闹市区行刑问斩，便于示众。

　　于谦以“谋逆罪”被斩西市，百姓感激其救助恩情，夹道哭送

　　想起于谦与袁崇焕，再查找西四那消失的牌楼———我看见了风波亭的倒影。

　　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骑兵在土木堡(今官厅水库地区)大败明军，俘虏了御驾亲征的英宗(北宋钦、徽二帝的替身)。后以英宗为人质，兵临北京城下，逼迫守军开门迎接“圣驾”。群龙无首，明之朝臣人心涣散，甚至主张避敌逃亡，迁都南京。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京师天下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并且拔刀出鞘：“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他说服了皇太后，劝请英宗弟弟朱祁钰继皇帝位(即代宗)，遥尊落入敌手的英宗为太上皇。此举迫使瓦剌部死了挟持英宗骗占北京城这条心。

　　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不甘困守，大力主战，列阵于九门之外。他还亲自披甲持刀，一马当先冲出德胜门，与围城者拼杀，并且指挥炮火击毙数位敌酋。城关一带的老百姓见这位父母官亲临前线，深受鼓舞，再不愿躲在地窖里了，争相爬上屋顶，揭瓦片投掷慌不择路的敌骑。

　　连妇女儿童也临时组织成拉拉队，齐声呐喊助威……从草原袭来的骑士们哪见过这阵势，顿时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虽然北京卫戍部队刚刚有数十万兵马覆灭于土木堡，但于谦集结余勇，兼而发动群众，硬是将瓦剌骑兵赶出塞外。在那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京师的军民确实把这位临阵不乱的“总司令”当作主心骨，甚至视为保护神。于谦救过北京城、救过明王朝一命。

　　英宗朱祁镇成了“多余的人”，被瓦剌部放回。在北京城的一座别墅(南宫)里颐养天年。他这人打仗不灵，搞政变却很有一套，于景泰八年(1457年)把病危的代宗赶下台(降为成王)，夺回了令其念念不忘的龙椅，改元天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