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浪网友 十万蝉声

　　一.认识香港

　　对于香港最初的印象都是从电视剧和邓丽君的歌曲开始的，那时听到的不外乎就是飘荡着靡靡之音的灯红酒绿的小资情调之类的宣传。至今还记得，那时小学里都有广播站，下午上完课后，还要继续做在那听广播，受教育。有一次播的是马季的讲话录音，讲的是他去香港演出后回来的感想。那时的马季正是在耍贫嘴的当红时期，只不过那时还没有“会笑的星星”(或是可笑的星星？)这样的封号，最多只是在相声演员前加上“著名”两字而已。他的话其他的都已忘掉了，除了一句，“我到商店逛，看见一条裙子标价3000港币，店员小姐笑着走过来，听我说普通话就问我是否从台北来，当听说我从北京来的时候，笑容随即敛去。。。所以，香港人看不起我们内地来到。。。”云云。所以，是老马给了我对香港的第一认识。

　　我对老马关于香港人的判断不存在太多的疑义，只是现在一想，那个年代能去香港的又能有几个人呢？老马你自己被歧视了一回，又何必把所有大陆同胞拉来一起填战壕呢！何况你是在那条“

　　这之后来自这个花花之都的东西越来越多，对香港人的认识是留着纳粹军盔式发型，戴着蛤蟆镜，穿着马褂上窜下跳的“民族英雄”如陈真，霍元甲；一曲“昏睡百年，国人渐欲醒”唱遍大陆。到了后来，民族英雄的发型也越来越长，成了扎起辫子，踢着无影脚，手拉着十三姨的黄飞鸿。再后来，英雄形象逐渐隐去，大举北上的是戴者近视镜，头发锃亮，西服领带的港商，李嘉成变成了众人心目中的英雄。港商使得经济活跃，也带来了另一项“成就”使得港人在大陆人心目中的形象从港商变成了港怂。众看官你道是啥？还记得港片〈三笑〉中唐伯虎唱段的起句吗？“尊一声二奶奶听我把话说。。。”，从此二奶奶也被带了过来。

　　到了八十年代中，政府意志坚决地要把这块花花地收回来，为此英伦的大奶奶不辞辛劳奔到北京，一定要保住这个海外最大的金蛋，但这个蛋看来是真的保不住了，大奶奶也在神情恍惚中一屁股做在大会堂的台阶上。这一摔可真是把许多港人的梦也摔碎了，大部分是香港的中产阶层。大富豪们是不在乎谁当家的，他们早就暗渡陈仓了；草根阶层也不在乎，反正没多少钱。于是乎在中产阶层中“大限将至”说法此起彼伏，移民狂潮汹涌，纷纷把家搬到了大洋彼岸的“家哪大”。

　　英人这时的策略是大把地花钱，批地，将薪酬调高，修铁路，新机场。港人这时期当然受了大惠，经济空前高涨，也带动了港人的信心高涨。那时正流行着艾静的那首“我的1997”，至于她后来是否在红勘体育馆演唱就不得而知了，但我想八佰伴她肯定是去了，那以后八佰伴就倒闭了。

　　我第一次到香港时，还是在英国使馆申请签证，由于是公务，所以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殖民地的大印至今还留在我的护照上，也算是个时代的见证。实际上，这也算是我第一次出国了，或多或少有一点兴奋。香港的同事在机场接机，已近中午了，被告知只有很短的时间给我安顿。匆匆感到湾仔的六国饭店下榻，胡乱冲了个澡，象港人一样打上领带就直奔公司所在的中环广场。外面热风扑面，刚洗完的身体又在出汗了。身边的港人行色匆匆走过，个个面无表情。狭窄的街道上架着过街天桥，把各个大楼连接起来，楼内的中央空调冷气强劲，与外面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中午与其他同事在靠近港湾的一家餐厅吃饭，从玻璃窗向外望去是维多利亚湾，隔海向望的是九龙的楼宇，很是壮观。香港的同事用蹩脚的国语介绍着一幢幢建筑，眉宇间洋溢着骄傲和自豪。

　　公司办公室在最高建筑的50多层，从上面望下去，维湾就象是碧波翻动的泳池，六月的香港天空总是阴云笼罩，使海水失去了媚人的兰色。偶尔的，太阳短短地撕破云层，将一束光柱撒到维湾内，也照在湾畔大楼的玻璃外墙上，闪着金黄色的光泽。海天相接处一架直生机向码头飞来，机尾在空中潇洒地一甩，然后缓缓降落在海边的平台上。从上面走下两三人，小得像蚂蚁一般，匆匆爬进水泥大楼里。

　　晚上公司邀请到太平山顶的餐厅吃饭。餐厅里的乐队奏着爵士乐曲，灯光暗暗的，桌边的食客许多是在港的鬼佬，也有年轻的象是雅皮的男女。不时地从旁桌飘来食物的香味，杯中的酒在灯光下闪着诱人的琉璃般的颜色。外面一直是烟雨蒙蒙的，山下的香港城被云雾遮住了轮廓，只有辉煌的灯火透过来，把天空染成橘红色。一派太平盛世，醉死方休的景象。第二天晚上又来到有名“珍宝”，据说是赌王何鸿升开的在一条大船上的餐厅。大船边还泊着许多船民的破船，船民吃住都在其上，与闪着华灯的大船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晚又再次领略了香港的奢华和歌舞生平。

　　那次的香港之行只有短短的两天，除了浅水湾以外，没有去看其他地方。感觉到处充斥着财富的气息，狭窄的街道上塞满了货车，的士；游人如织，九龙的大小店铺尽是采购者，内地来的游人也渐渐多起来，但与欧美和日本来的相比，还是不算重要。而我个人那时对香港的感受还是相当正面，毕竟是第一次踏出国门且时间也短，有一种被一股巨大的活力震慑住的感觉。

　　这时离所谓的大限还有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