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寒流在纽约城里折腾了几天后就消失了。坏天气之后是好天气。走在明亮的街上，我的情绪也明亮起来。

　　我站在街口，一股热流在全身窜动，也不知是什么事物突然的感染了我，我喜欢那些懒洋洋的行人，我喜欢他们脸上的表情，无论是老人是孩子，是东张西望的狗还是无牵无挂的猫。我木立在路口百感交集，我知道我同样也站在人生的街口，但我的确不很清楚应该朝哪个方向走，这是我致命的弱点。

　　我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的新工作，明说吧，就是去送报纸。我不是给订户送报纸，而是往地铁车站的报亭里送报纸，我每天要把上千份报纸送给地铁各站的报亭，每份报纸都像一本杂志那样厚，这种报纸的内容五花八门，本身就像是我大爷开的杂货铺，为了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有几版清一色的登载着黄色故事和下流小品，剩下的就是些废话连篇的新闻时事，以及征婚觅友，恶病求治之类的广告。我送的就是这种东西。

　　我要将报纸从34街一直送到120街，中途有十几个车站需要下车，还要在几个车站换车。路线复杂，手续繁琐，头两回我被彻底弄晕了，以至于有的报亭我没送到，有的报亭我去了两次。并且慌乱中我用来拉报的小铁车也被别人偷走了，当时汗水一下子就浸湿我的全身，我觉得所有不幸的事情都让我遇见了。后来我摸出一套规律，有的报亭可以多送一些，有的报亭干脆甩掉，就是这种劳动态度也比我的前任要敬业多了，那个“报童”在最后一段送报生涯里彻底忘记了职业道德，每天他接到报纸后就用小铁车拉到一个垃圾场扔掉完事，然后去时代广场逛一圈回家。我听说他是个挺怪挺怪的孩子，他和谁都不来往。他被报社老板辞退后，依旧喜欢在地铁里转悠。有一回从一节车厢到另一节车厢时，他拉开甬道的门之后就掉了下去，这是真事。对这类不幸的事情我从来不添油加醋，我有恻隐之心。

　　日子还得这样过下去。

　　晚上我靠在床边看电视，一位我熟悉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出现了，他在帝国大厦里播放他的节目，他身后是一面玻璃窗，窗外是一片纽约的夜景。他专爱讲些美国式的笑话，就是那种我听了一点也不可笑而每个美国人听了都会咧嘴傻笑的美国式笑话。他每说完一个笑话就要抄起桌子上的一件物品扔向身后的玻璃窗，于是传来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我计算了一下，他平均每天要砸碎一百块玻璃，一年就是三万六千块。要么他就冲着镜头大喊：“我的名字叫‘疯子’，我就是疯子。”我讲过，虽然他的美国式笑话从来没让我乐过，但他那张面孔实在是吸引人，他是那种长的很丑，却很有魅力的男人，毫无自卑感，只喜欢撒疯，而且还喜欢在他主持的节目里请来另一些疯子。

　　这时一阵刺耳的

　　我依旧躺在床上，在似睡非睡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太平洋那边的故乡，想起了一些熟悉的面孔，其中包括一个名叫老万的家伙，想到他我便开始默诵起一串铭记在脑中的数字：67687776869888……这串数字是老万传给我的密码，专用于催眠。后来我在一次闲聊中得知，老万也到了美国。他在美国成立了气功协会，门徒相当多，他对《易经》有研究，所以既会算命又会看风水。据说又一件事使他名声大噪。老万是因为采用神秘的方式医好了一位阔佬的病之后才闻名遐迩的，据说那位阔佬请过无数名医都没能治好自己的绝症，他已经卧床不起，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求助气功大师了。老万来到他家，楼上楼下走了一圈，发现房子里邪气很重，于是他说，要将家中所有的鞋子都清出去，他们照办了。老万又把阔佬的家人召集在一起，背手仰头，静听他唱“宇宙歌”，老万一段一段地唱着，直到黄昏时分，直到阔佬奇迹般地从床上爬了起来。

　　我讲的并不是什么“新天方夜谭”里的故事，这都是真事，没一点杜撰的成份。我所讲的只是老万这类“跳大神”的在美利坚共和国发财的秘诀。

　　有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希望我去加州。他是这样说的：“实在难混就过来呗，可以重新开始嘛。”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就要离开纽约了。有时当你要告别一个地方的时候，留恋之情才油然而生。这个城市对任何人都敞开了怀抱，它同样不曾慢待过我。在这里，我是它身上的一根汗毛，远离它，我带走了它的气息。它始终是我心目中的巨人。

　　在我去加州的头天晚上，我和马杰又走到街上，马杰想陪我再看看这个城市。没有任何人的家门值得进去，也不想知道要走向哪里，我们走过了一些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街巷，走过了许多从来都没走过的陌生的街道，走过百老汇大街，走过格林威治村，走过几家我常常光顾的咖啡馆，走过那栋我们拆毁的小楼，我还没来得及将它

　　我和马杰站在岸边，像两棵树，又像两块岩石。在这里我可以看见整个城市的轮廓，渐渐地我感到自己正在远离它，我的四周黑暗而宁静，展现在我眼前的仿佛是一座梦幻中的城市，它沉睡在天边，静静地呼吸，它的上空是灰色的浮云，浮云上面定然是灿烂的星空。

　　晚安，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