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机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我走出机舱，穿过很长的甬道，看见候机厅里的人群，看见了马杰。他冲着我走过来瞪着眼睛喊着：“干吗最后一个钻出来？蠢家伙。”他还是几年前那副样子。说实话，初来乍到，我心慌得很。我知道自己的模样像乡巴佬，和马杰没说几句话，我便感到自己的确是个乡巴佬。我都有点想家了。

　　汽车很快就上了高速公路，车跑得不如我想像中那样快。路两旁是一栋栋孤零零的房子。

　　我来纽约之前在西部的旧金山呆了几天。那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城市，和风徐徐，阳光明媚。早晨，我穿着裤衩背心走在街上，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有点像在梦游。我走过一个广场，喷水池边落着几只海鸟，绿椅上睡着几个黑人。我走过一家电影院门口，碰见一个比我高出半截身子的黑人，我当时没听清楚他冲我说了些什么，我发现他穿的短裤好像是星条旗做的。

　　回到住处，我给家人写了封信，就是那种不能不写而又废话连篇的信。我对家里人讲，我预感到能在美国这种地方发财。像我这样精力充沛的穷小子，为什么不能做上一出“美国梦”呢？我跃跃欲试。

　　汽车向着纽约奔驰，穿过一片布满石碑的墓地，便可以看见另一片更大的墓地，那就是纽约。远远望去，地平线上高楼如笋，仿佛站在楼顶就能摘星钩月。谁能想像一百年前那里只是一个渔村呢？渔夫们撒网归来，昏昏欲睡，就是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茅屋前会爬起一栋栋高耸入云的建筑物，比

　　走进纽约就像走进大森林。

　　马杰一路上对我开玩笑，他在纽约住了四年多。他说：“哪儿我都不愿意去，我只能呆在纽约。”马杰到过许多地方，他像大泥鳅一样哪乱就钻到哪里。

　　十二月的寒风吹在街上。我整个上午呆在屋里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我吸烟，马杰躺在床上看书，好像是一本情节怪诞的书，他看一会儿便跳起来去翻书架上的词典，他就不知道把词典放在身旁。不仅如此，我发觉他还暗自傻笑，有些人就是要莫名其妙地傻笑，还有些人在打电话的时候脸上表情特别丰富，就好像是正在跟对面的人说话。我去拧电视机的开关，屏幕上有几个布娃娃在吵吵嚷嚷，它们都是有名有姓的名星，都会编故事逗孩子；又换一个台，是一部据说演了十几年还没演完的连续剧，讲得是发生在一艘远洋客轮上的故事，看架式还要演十几年才会有结果，再换一个台，是一位家庭主妇讲她是如何烤牛排的，她胖得就像一条奶牛。

　　这个城市有几十家电视台。我白天去学校念英文，回来后坐在电视机前，一呆就是几个钟头。我住在马杰这里，他很少呆在屋里，一天到晚地出去野跑。有时我也随着他满处野跑，也许脑子里同时在想着些不干不净的事情，也许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像断了胶片的电影。我和马杰在格林威治村一带兜圈子，直走得腰酸腿痛，肚子叫唤，或是怀疑水龙头还开着，煤气还没关，于是就匆匆地回家，就像现在一样坐在电视机前发呆，就这样发呆，联想，往事便会悄悄地从记忆深处爬出来，有时会爬得满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也品得有滋有味。我想起了和马杰刚认识的时候，算起来年头可不短了，我俩不仅是邻居，而且是铁哥儿们，一同干过一些不光彩的事情，他当时的外号叫“大头”，他从小就鬼精鬼精的。

　　马杰去美国上飞机的时候几乎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当时我真替这个乡巴佬担心。一晃就是六年，我只听到一些有关他的消息，知道他开过个人画展，他的作品偶尔也能卖出去几幅。他以前很注重写实，后来搞起了现代派，满脑子装的是抽象的概念，灰色得很。

　　如今站在他的画前，说实话，我常常皱起眉头，我万万想不到他这些年来搞的全是这类东西，就像油漆工调颜色后留下的痕迹。这其中是否包含着深遂的思想？我拿不准。马杰早已不是许多年前的那个画童了，他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有一次我提起马蒂斯的画，马杰说令他作呕。他说凡高是性压抑者，是心理变态的小丑，而毕加索只具备了公鸡的思想。总之这类疯话他说了不少，给我的感觉是，这些大师如果是厕所里的石头，马杰会毫不犹豫地一脚把它踢进屎坑里。

　　后来，我问他，“你想家吗？”我真不该这样问。这是一句很没意思的话。马杰没有正面回答，他说：“过去对我来说就像是噩梦。你说奇怪不？我现在还常想起那些曾经虐待过我的人，你知道我父亲打我的时候有多狠，他把所有的招数都使出来了，我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为什么那样恨我，他叫我‘白眼狼’，你看我像吗？”我知道马杰在夸张在渲染，这对艺术家来说是小菜一碟。他又继续说着，如泣如诉的：“在那个地方我没有得到过一丝温暖，那种日子我根本就无法忍受，后来我几乎要疯了，有一次，一怒之下，我把学校雕塑室里的破烂玩意儿都给砸了。我知道自己唯一的路就是出国。”他说得真动听。可是，来到美国你的感觉就好了吗？我心里说，几年里你搬了十几次家，漂泊流浪，苦海无边呦。

　　我和马杰住在曼哈顿的下城，人们称这里是“嬉皮村”。这里不像是富人的住宅区，街道上的脏东西无人清扫，在寒风中满处乱飞。

　　我们住在一栋六层楼房的第三层，隔壁是一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