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凉的老人

杂耍艺人

　　我第一次来到西安的时候，是十三岁，作为中学生红卫兵串联的，背了粗麻绳捆着的铺盖卷，戴着草帽，一看见钟楼就惊骇了，当即草帽掉下来，险些被呼啸而来的汽车碾着。自作了西安市的市民，在城里逛得最多的地方依然是钟楼。我是敬畏声音的，而钟的惊天动地的金属声尤其让我恐惧。　

　　钟鼓楼是在许多城市都有的建筑，但中国的任何地方的钟鼓楼皆不如西安的雄伟，晨钟暮鼓已经变成了一句成语，这里依然还是事实，至今许多外地人一早一晚聚于钟鼓楼广场，要看的是一队古装打扮的人神色庄严地去钟楼上鸣钟敲鼓，恍惚到了远古的时代。古时候钟鼓之声响起来情形如何，四座城门的守卒是否关闭城门，来往行人是否立足凝神，不可得知。一位姓张的朋友说过这样的事，他的爷爷在民国初年是个刽子手，那时报时的方式一度是“放午炮”，当然午炮也是在钟楼上放的。他常常执行犯人必须在午炮前就临刑场，单等了午炮轰然一响，噙一口酒噗地喷向犯人，刀起头落。

　　以放炮而报时，这也只有西安人能这么干了。西安虽是帝王之都，但毕竟地处西北，气候干燥，冬天冻得要死，夏天热得要命，一年四季其实只有两季，刚刚脱下棉袄，没过几天街上就有人穿单衫了。这样的地理环境，产生了秦嬴政的“虎狼之师”，产生了味道最辣的线线辣子和紫皮独瓣蒜，产生了最暴烈的“西凤酒”，产生了音韵中少于三声多于四声最生、冷、硬、蹶的语音和这种语音衍义成的秦腔戏曲。在大小的饭馆里，随处可以看到一帮人有凳子不坐而蹴于其上，提裤腿，挽袖子，面前放着西凤酒，下酒的菜是生辣子里撒着盐，而海碗里的一指宽如腰带的长面，辣油汪红，手掌里还捏着一疙瘩紫皮大蒜，他们吃喝得满头冒气，兴起了咧开大嘴就来一段秦腔。西安人的生、冷、硬、蹶使他们缺少应付和周旋的能力而常常吃亏，但执着和坚韧却往往完成了外人难以完成的物事。20世纪20年代“西安围城”之役正好体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