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动物也是人类的自救(组图)

救赎动物也是人类的自救

在北京动物收容基地和无家可归的小动物们在一起

　　这几年，作家蒋子丹的朋友总是笑称她“进入了动物界”。

　　自从偶然在北京认识了收养流浪动物的张吕萍之后，蒋子丹着意要写一本与动物有关的书。5年过去，一本书被她写成两本书，成了今年初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动物档案》和《一只蚂蚁领着我走》，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多家书店持续畅销。许多媒体也就这两本书提出的有关动物保护、人与自然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海南省文联主席孔见在一篇书评中说，蒋子丹的新书“以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身为人类的我们罪孽深重。”

　　这两本与动物有关的书，也让蒋子丹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街上看到一只在车轮中穿梭的狗，或者在电视里看到一只在浮冰上仰天长啸的北极熊，她的心都会突然间抽紧，为它们的性命担忧。

　　新书出版后，蒋子丹还捐了2000册给北京的人与动物环保科普中心、“幸运土猫”、成都龙桥黑熊救护中心以及北京几位救助流浪动物的人士义卖。4月8日，本报记者联系到蒋子丹时，她刚去了四川，正在为成都龙桥黑熊救护中心做新书义卖。她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自己对动物乃至整个生态的关注再也不会停止。

　　两本书是“姐妹篇”

　　《文化广场》：按你原先的写作计划，这只是一本大约二十万字的书，但后来在写的过程中，为什么你会把它分成两本书？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是否要连续阅读完这两本书，才能完整地理解你要表达的东西？

　　蒋子丹：最开始，我只是被张吕萍先后收养上千流浪伤残动物的行为深深感动，同时也对她收养的小动物抱有深切的同情。可是当我从被遗弃的伴侣动物开始，一步步深入了解被猎杀的野生动物、被虐待的农业动物、被残害的实验动物、被奴役的娱乐动物更广泛的生存境遇之后，发现动物的问题远不止存在于宠物之中，而且非常复杂和敏感，涉及到现实社会的道德伦理，以及历史、宗教、科学、心理、行为、情感、常识等方方面面。在写作的过程中，新的问题和想法不断地出现，让我欲罢不能，所以，无论形式与内容，都有分成两本书的必要。

　　从篇幅上考虑，一本书已经装不下了。从内容上考虑，《一只蚂蚁领着我走》所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也更趋于理性，根据我的体会，在讨论动物问题的时候，情感和理性常常会相互制约，相互矛盾，有时候还会引起歧义，不利于思考的深入。从文体上考虑，《动物档案》以述事为主，《一只蚂蚁领着我走》更注重对观念的疏理和探讨，采用的文体也较为多样。当然，无论写哪一本书，我都没有忘记文学，没有忘记要用文学的笔法和文学的感觉来完成它们。

　　我将两本书定位为“姐妹篇”而不是“上下集”，是因为它们有很强的关联性，又相对独立，可以让不同层次的读者根据自己的兴趣取舍，而不需要非把两本书连续读完。如果读者们因为读过我的书，哪怕只是章节和片断之后，增加了对动物的些许同情和关注，无论程度深与浅，无论赞同或批评其中的观点，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收获。

　　不敢轻言自己

　　是环保主义者

　　《文化广场》：你曾说，《一只蚂蚁领着我走》的写作大大难于《动物档案》，其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蒋子丹：对于人与动物相处的前景，我是很悲观的。当我们抱着深深的同情去关注动物时，我们潜意识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现实生活中的消费主义，特别是我们身体里与生俱来的生理局限，都会成为障碍和干扰，使我们思绪纷繁，瞻前顾后，顾此失彼。最大的困难是只要事关动物，我们提出任何问题，做任何事情，都有无数的问号跟在后头，而且这些问号中间不断有悖论产生，所以，当我们认真关注起动物的处境来，心情就会变得很沉重。

　　每一个关心动物命运的现代人，都无可避免地要陷入双重的绝望：一边要面对人类对动物愈演愈烈的利用、剥夺、虐待和残杀，另一边要面对自身根深蒂固甚至是无法超越的物种、基因以及精神的局限性。我完全不想向我的读者们隐瞒这个事实：在整个写作过程中，这些困扰始终伴随着我。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敢轻言自己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我知道自己远远没有达到身体力行的程度，我只是把所思所想所困所扰说了出来。

　　动物福利观念

　　在中国早就存在

　　《文化广场》：《一只蚂蚁领着我走》有一章的小标题是《动物福利》，乍一看还以为是一篇介绍西方动物福利观点的论文，实际上它却是一篇小说。为什么你会把这个话题写成一篇小说？

　　蒋子丹：这篇小说写了一个中国失地农民继生，为了生计参与给活猪活牛灌水的勾当，最后通过自身的感受理解了“动物福利”到底是怎么回事。

　　动物福利观念在西方流行多年，可是在中国，如果脱离了具体的环境，那些条款很难让大家理解和接受。像小说里的那个开活猪活牛注水站的老板对此作出的反应：“动物福利？还打算给猪牛羊马开幼儿园办敬老院呀？再给弄个免费义务教育，公费医疗包干，婚丧嫁娶一龙条服务，那就全齐了。动物还福利，都是外国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闹的。”这样的说法很可能成为大多数老百姓的感想。不过，通过继生的眼睛再来看这件事情，情形就有所不同。他与自家老牛的友情，以及他对老牛的临终关怀，一系列看似平常的细节，得出的是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原来在中国农民的心理和行为中，动物福利观念早就存在，并自然地流露着，完全不是一个什么离谱的新概念。我个人感觉这要比照搬西方人的条款来进行说教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