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刘海洋“伤熊”之前的故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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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fe.sina.com.cn 2002年03月22日13:10 三联生活周刊 |
这是清华大学一间普通的宿舍,八九平方米大小,两边是床架,中间桌上摆满了饭盒与水杯,桌下塞着暖瓶、脸盆和拖鞋,屋里有股球鞋的味道。刘海洋的床铺靠着窗户,被子没有叠起来,上面还零乱地摆着几本关于化学的书。由于墙掉皮,贴着3张徐静蕾的宣传画。至3月7日为止,刘海洋已经12天没有回来了。2月23日,刘海洋“为了测试熊的嗅觉”将硫酸泼向北京动物园的5只熊,随即被西城区公安分局拘留。事发后,有同学建议帮他把床收拾一下,但最后大家还是决定维持原状,维持正在继续的生活。“这十几天简直像梦一样。”在清华的一间食堂里,史超华(化名)有些痛苦地叹息,他是刘海洋4年的室友。“刘海洋是一个正常的人。一年前,有个同学自杀了,我和刘海洋就是坐在这里聊自杀。今天如果伤熊的不是刘海洋,我们还会坐在这里聊狗熊。”刘海洋出事时,史超华因为没买到火车票还滞留在省城的小旅馆里,“我先是听收音机,说有个叫刘海洋的用硫酸泼伤了狗熊。我还跟女朋友开玩笑,说真是个巧合。但后来我给宿舍打电话,他们说刘海洋出事了。后来所有的报纸、电视我都不敢看了——所有的理由我都无法相信,即使刘海洋亲自对我说——太不可思议了。”对刘海洋的评价,同学们没有太大的分歧:勤奋、温和、自觉性强而自理能力差。 曹海翔老师是刘海洋的年级主任,这个班他带了4年,他同样无法相信这是刘海洋所为,“我是第二天知道的,就给他家打电话,他母亲就哭了,问能确定那就是我儿子吗?我于是给西城分局打电话,那边说,是个高个子年轻人,一米八几,瘦瘦的,戴眼镜……我那天跟他妈妈通了十几个电话,她一直问我怎么办?怎么办……” 2月26日,清华学生会向动物园捐款11127.74元,并发出公开信——“对于身边的同学做出这样影响恶劣、后果严重的事情,我们更感到十分气愤。这名同学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我们清华大学广大学生培养高尚道德、保护自然的共识和实践。我们坚决支持有关部门和学校对这名同学依法做出严肃处理。”刘海洋事件于是迅速升温,不仅是媒体投入极大热情,截至记者发稿,新浪的网友跟帖已达1400多页,反映已超过了“9·11”事件。“从天之骄子到猪狗不如,只需要新浪的一个头条。”史超华说,“如果熊多得满天飞,刘海洋就没那么惨了!”曹海翔善意地劝诫记者,“去宿舍采访,如果有不礼貌行为,请不要介意,因为同学们已经不堪其扰了。” 3月8日晚,记者接连第三个晚上给刘海洋的母亲李淑琴打电话,前两次都是电话采访,她一直不接受见面。这一回就站在她家楼下,但她还是毅然决然:“刘海洋的大学同学刚刚从我这里离开,他们力劝我不要再见任何记者。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学会了无数专业术语,比如单亲家庭带来的偏差、忽略情感教育等等——这都是各个媒体教给我的。自从孩子出事,我不断地在接待记者,三四个小时地录制电视,每晚闹腾到一两点钟。刘海洋的事情对谁都是一次机会,谁都不想错过。” 事实上,在这十几天里,所有刘海洋的亲近者都承受着巨大的双重压力。一边是社会舆论的高压,电机系一天曾接到200多个电话。史超华告诉记者,“其中有人劈头就问,你们清华怎么培养出本·拉登这样的败类?我问曹老师,‘你怎么回答’,他说他一直沉默着。”曹海翔一直想给报纸写文章说,“如果没有这件事,他会像很多清华学生一样,顺顺利利地读研、出国、回国就业,挣钱养家。但现在已经成悲剧了,你们写报道时,该多想想他的母亲、姥姥,那是一家三条命呀!” 同时另一重压力则来自于对刘海洋行为的解释,这也是所有对刘海洋熟悉的人苦苦思索的难题。“这是一个小学生都知道不能做的事……如果说好奇心强,怎么不找只小白鼠?”曹海翔说。而史超华则宁愿相信这是一次“电脑死机,23日刘海洋的大脑被什么病毒搞了一下”。记者曾希望与北京安定医院的著名精神分析专家杨蕴萍合作,寻找刘海洋的可能动机,但由于无法与刘本人面谈,终究无法进行。依据杨蕴萍的初步判断,“这是一次攻击性的侵犯行为,选择的则是一个安全的对象——关在笼子里的熊。作为一个被束缚压抑的个体,往往会选择极端的方式反叛。”但刘海洋的源泉动机是什么?杨认为只能从他的成长经历与教育经历中寻找,“做人终究要快乐,你要问他是否快乐,哪里不快乐?”心理测试专家武伯欣同样热切关注刘海洋:“刘海洋生活在一个残缺家庭,客观上使得他更加关注像小动物这样文弱的事物,关注疼痛,这是他母性家庭背景的动机外显。他的伤熊行为是积极主动的,他的意识清醒,心理指向也较清晰,但是他的动机,明显地属于游乐性动机,可能是好奇越轨。” 记者于是开始了对刘海洋教育历程的探访;刘海洋曾就读的中关村中学虽然拒绝了记者采访,但一位接待记者的老师说,“大家都在想——我们的教育失去了什么?” 家教 刘海洋生于1980年10月。他小时候有个外号叫“妈说”,这是邻居们起的。 刘海洋现在一家三口人:姥姥80多岁,小时候父母双亡,送给亲戚养,年轻时守寡。刘母以前是公交车司机,现已退休,刘海洋出生不久,她即与丈夫离婚。20年来,一家人收入基本就靠刘母每月微薄的工资。刘海洋的中学同学向记者描述刘母,“不苟言笑,一年四季似乎总是一件褐色的外套,一头永恒不变的短头发,但一看就知道是个很坚强的女人。”“她身材高大结实,这些年都磨出来了。”一位采访过刘母的记者则这样谈他的印象。记者接触到所有与刘海洋相关的人,都格外强调刘母和家庭对他的影响。 刘母之爱,可以说是一种极致。当时学生间的友谊多是放学骑车一起回家路上培养出来的。初中时,刘海洋的同学南一拨北一拨骑车回家,他是惟一不骑车的,据说是母亲怕他骑车出事。刘海洋上学的行走路线也是刘母设计的;直到上大学,他才学会骑车。刘母希望儿子能在跟前,初中毕业时,老师推荐他去新加坡上高中乃至大学,全校只有3个名额。但其母坚决反对,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他高考填报志愿的基本原则是只能考北京的,天津的大学都不行。 因为离家较远,中午坐公交车花时间,刘海洋一个人在学校吃饭。初一起开始带饭,他总是带一个用旧毛巾缝制的装铝饭盒的袋,外加一个1.25升喝白开水用的塑料饮料瓶。一用三年,从未更换,后来那瓶子都被开水烫成一种奇怪的形状。 母亲规定他的所有作息时间,学生每人每学期都象征性地制定“学习计划”,只有他在家也严格遵守,包括几点回家,学习到几点睡觉,几点起床早修等等。刘海洋一直晚睡,从初中起就十一二点才上床。“他妈妈从小就对他非常严厉的”。从小学到高中跟刘海洋同校12年,并在初中同班的卫明亮(化名)告诉记者,“据说原则是要求他每次都必须考第一,而刘海洋并不能算得上是天才型的,他只好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勤奋学习,从不违背他妈妈的意志,怕她伤心。” 每次家长会,刘母总是中心人物。卫明亮回忆:“家长会通常很漫长,从我们下课的三四点钟开到晚上七八点钟。会上,我总是很紧张,惟恐被老师提到,上黑名单。仅有一年,我考得还不错,以为平安无事,可终究还是被老师就课后打乒乓球的事说了。家长会上有一档固定节目,就是用差不多1/3的时间讲刘海洋,表扬他的好学上进。他母亲之后往往要向各位家长介绍她教育孩子的经验,在那种时刻,她才表现出她能言善道的一面,因为刘海洋是她全部的寄托和骄傲。”与刘海洋同班一位女生的母亲王女士对此同样有深刻印象:“家长会总是先开年级大会,后开分班小会,刘海洋和他母亲在每次家长会后,都会成为我们这些家长议论与崇敬的对象。”刘海洋没有什么玩的,只有一台“任天堂”游戏机,是某次他获得“希望杯”后母亲给他买的,他还招过同学到家一起玩。但一般情况下,刘家是没有条件的,同学们在谈最近玩什么游戏时,他总是插不上话。 刘海洋的朋友们认为他太听话了,甚至失去了自我意识。“他待人谦虚、温和、很规矩,但我总感到所有这些都是他母亲教的,并不是他认为应该如此。”刘海洋的大学同学史超华说,“他本人并没有太多意识,他是个没有心事的人。”刘海洋会和他的同学谈起他的家庭,“大家都很伤感,但他叙述的却是那么客观,听不出爱和恨,也不知道他将来要怎么样。他说他从来就没见过父亲,但我们都听不出他是否为此伤心。” “你不觉得刘海洋的生活单调吗?”出事后有记者问刘母。“我没辙呀,从3岁起他就是我的半个肩膀,我将来必须依靠他。” 小学、中学的基础教育 记者在2002年3月8日下午,终于获得他从小学到高中同学的信任,在清华南门外一家小茶馆跟他们见了面。在见面之前,他们特意跟刘海洋的初中班主任郭素萍商量过,还提前“调查”了本刊“背景”,要求查看记者的证件,并“审稿”。“一切都为了更谨慎些,毕竟这是关系到刘海洋的大事儿。”他们无奈地对记者说。他们显然比记者所知道的刘海洋都更成熟和更富社会经验。他们的“自我认识”也远远超乎人们想象。 比如,他们这样总结他们这一代人的特殊性:“‘猴年生得多’,我们是在生育高峰时出生的。这时经济开始好转,又开了亚运会,父母多数是老三届,我们又差不多百分百是独生子女,因此父母愿意超出他们支付能力地为我们的教育盲目投资。当时也没有什么玩的,没有电子游戏或上网,放学后就是上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国画、水彩、小提琴、奥林匹克数学班等等。有的辅导班上过一节就不上了,没时间和精力上,学的是什么基本都没印象了,结果是什么都没学好。” 刘海洋的小学是在北京友谊宾馆子弟学校西颐小学上的,1986年入学,学校离他家只隔着三义庙上的一条马路。“这是个中等规模的小学,在当时有一座三四层小楼,有六个年级,各年级两三个班。”卫明亮说,“刘海洋可以说是从小就受欺负,我印象中他不爱招事儿,比较文弱,跟谁也不是那么爱交朋友。但是他很随和,绝对称不上‘孤僻’,他与人交往的方式比较独特,就是别人来问他任何学习上的问题,他都是有求必应。因此下了课,他身边常常会围了一圈儿同学。他非常有耐心,甚至愿意为此牺牲自己上厕所的时间。在今天看,他是个非常善良的人。” 刘海洋在学校里原来也不受注意。可是自从有一年暑假,他为了做数学题闷在家里,起了一身痱子后,老师就开始特别重视他。这件事至今他母亲还常常拿来作例子,说明刘海洋的好学。卫明亮回忆:“有一位笔名崔红星的数学老师对他影响特别大,崔老师的教学方法很特别,比如他要求学生在考试时候把数学题的草稿,做在卷子背面相应的位置上,到时候答题和草稿一起判。这个习惯刘海洋一直留到了大学,他也因此迷上了数学,从此成为学校里数学上的常胜冠军。”就这样,从小学四年级起,刘海洋就与他的同龄人开始“拉开了档次”,当时他只有11岁,“他每年暑假做的数学草稿纸,加起来要超过他的高度”。 1992年9月,刘海洋到在位于中关村核心位置的中关村中学(原中国科技大学附属中学)上中学。在这里的六年,刘海洋始终是学校一块金光闪闪的“招牌”,一个难于改变地位的标准。所有老师对刘海洋都非常喜爱,不管是主科还是副科,他和他的事迹是各班各科训话的惯例,“你们看刘海洋……”如何如何…… 这所学校被认为是非区重点,又强于区重点,由于位于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集中区,很多学生都是海淀各高校教师和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的子弟,方圆七八公里内,很多家长互相都认识。比如卫明亮从小学起就接触电脑,初一时家中已有PC机,跟很多高中生一起上电脑学习班。学校硬件条件不错,甚至有一个规模不小的野生动物标本馆,刘海洋毕业前,标本馆已经建成。估计他对生物的兴趣也与此相关。学生在初中入学后要先考一场,通过数学卷子的上数学班,通过英语卷子的上英语班,另外有一个艺术班,是特招。2001年7月那次高考中,有一件意外的事件让中关村中学著名过。那时该中学高三学生杨易向法院起诉学校,因为学校在高考前跟家长签定一份协定,凡成绩太低的学生不允许参加高考,杨易正好被排除在外。 “学校生活十分单纯,甚至可以说是单调。”刘海洋的初高中同班同学的赵力阳(化名)说:“我们的初中班主任郭老师很敬业,是个严师,每到下午我们都会跟他到操场上玩一种‘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他到篮球场上逮我们回教室。有一回我千辛万苦躲到汽车底下,还被他像逮兔子一样逮回去了。 “初二时,有一本北大出版的《初中代数问题选》,被公认为‘宝书’,大家人手一册。可是全班只有两个人做了,一个是另一位数学尖子王西含(化名),他挑难题做了;另一个就是刘海洋,他从头做到尾。不仅如此,刘海洋还有超前意识,初一学初二,在初三,就差不多把高中前半段的都学了。”他的同学们差不多都仔细观察过刘海洋的左手中指,它总是蓝色的,这是因为他总用钢笔,蓝钢笔水深深地渗入了皮肤。 一直暗自将刘海洋当作竞争对手的赵力阳,至今还能一口气背出刘海洋获得过的各种竞赛奖项:“初一‘迎春杯’(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三等奖、初一‘希望杯’(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三等奖、初二‘希望杯’二等奖、初中数学竞赛北京市二等奖、初三物理‘迎奥赛’三等奖、高一‘希望杯’三等奖、高二‘希望杯’二等奖、北京市中学生生数学竞赛二等奖、海淀区化学竞赛二等奖等等。中关村中学每年参加市数学团体赛都会得奖,刘海洋必然是成员之一,还得过单设的个人奖。” 刘海洋并非别无爱好,只是太少了。他集过邮,还养过一回鸟。他爱看霍金的《时间简史》,总喜欢跟人谈论;他还把那套《第一推动力》丛书都看得差不多了。“尽管语文一直是他的‘瘸腿’科目,但是作文不算差。”他的初中女同学郝灵惠(化名)说,“不久前我无意中发现他为我们主题班会写的作文,是讲14岁的集体生日晚会的,他描述得挺到位。他还常问我英语怎么学得好。” “刘海洋遵循严格的逻辑思维,他不是感性思维,甚至可以说他是缺乏感情的。”卫明亮认为,“他很少外出,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阅历太少了。他甚至没有意识到恋爱的需要,我们从未发现他对某位女生表现出格外的兴趣。” 刘海洋从小就跟别人不太一样,但从没人说他坏,他对别人的恶作剧与戏弄也从不记仇。“只是他遇事往往手足无措。”他的一位初中后即上中专的同学麦自强(化名)回忆,“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回,因为个子太高,他在护栏底下把脑袋磕破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他就愣在那里,半天不动弹,没有意识到要找老师,也没有向同学呼救。” 他的优点还包括对什么都特别执著,在初三毕业之前,有一个体育会考,刘海洋选择的男三项为1000米、铅球和立定跳。他在考试前半年开始就坚持在脚踝上绑上一小圈沙袋,加强腿部力量,干任何事都绑着,一直坚持到体育会考之后。 进入高中之后,学生之间的关系相对就淡漠下来,这在刘海洋出事后的班级校友录上可以感觉出来。高中校友录上有人挺夸张地问:“谁是刘海洋呀,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甚至居然有人匿名骂他。对刘海洋颇为崇拜的同班女同学马临静(化名)发现她的一位平日里一本正经的好朋友,在聊天室里用近乎粗俗的言语骂刘海洋,而那女孩儿平时连写信,都写的是那种随时可以拿出来发表的风格。 刘海洋所在的八班和隔壁的七班被列为“重点班”,八班是重点中的重点,其产生方式是升学考试时根据每个学生的成绩,进行年级大排名,前45名进入八班。但它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凡是成绩下降到不如别班的八班学生,就会被剔出去。这种机制导致了身在八班的学生人心惶惶的,“因为抱着学习用具搬出七班或八班到前六个班去,是公认的最大的羞辱”。曾从七班被淘汰出局的卫明亮说,“这种流动性使得学生之间的关系再也无法亲密稳定,侥幸留下的多数人上课气氛沉闷,知道什么也不敢发言,惟恐被更高明的同学嘲笑,但刘海洋敢说,他说的别人扳不倒,他的好处还有,他就算这样也不把自己的知识当武林秘笈似的藏着掖着。”“这所学校的特点是升学率很高,但是重点升学率相对低一些。”王女士告诉记者,“那里的老师在我看来都近乎工作狂,因为他们必须把一些成绩较差的学生拽上来,这可不容易。我女儿是高二才得以挤进八班的,我体会她考上大学很难,当时每天她上学,我甚至都会在家里紧张得哭,我甚至比女儿更恨这种伤人的教育体制。”(记者◎李伟巫昂) 刘海洋“伤熊”之前的故事(下) 相关文章:我的清华生活基础教育与功利主义 声明:本稿件为《三联生活周刊》独家提供新浪网,如需转载请与《三联生活周刊》或新浪网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