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市日前出台的《犬类管理办法》规定，个人申请养犬的，应当获取居住地周边相邻4户以上居民的同意，其中居住多层住宅，应当征得本单元半数以上居民同意，并向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提出申请。

　　这是一个有趣的规定，养犬要经过邻居同意，而且是4户以上或半数以上，很民主的。不过民主在这里显然是用错了地方。我认为，养犬者有养犬的“积极自由”(去做……的自由)，同时有免于邻居干涉和强制其不养犬的“消极自由”(免于……的自由)。

　　看过几篇文章，都是为该市这一举措叫好的。他们的理由很简单：邻居有免于“犬骚扰”的“消极自由”，所以邻居可以决定他人是否可以养犬。可是，按照这个逻辑推下去，音响可能扰民，是否公民买音响前也要邻居的同意呢？其实支持该市《犬类管理办法》的人都没有搞清楚一个人自由的边界。

　　道理其实很简单，公民有免于邻居干涉其养犬的“消极自由”，邻居也有免于“犬骚扰”的“消极自由”，而这两者不是必然冲突对立的，一个好的政策必然会将两方的自由兼顾，既保证公民养犬的自由，但同时保证公众不被“犬骚扰”的自由。也就是，养犬自由，但必须管好自己的狗，不准扰民和影响公共秩序。

　　把该市这个规定放在中国“限养政策”的大背景下看，就会很清楚。为什么那么多国家公民有养犬自由，却不出现公共秩序的干扰？以新加坡为例，只花6美元就可以养一只小狗，而且以后也不用再交费，但是如果狗在大街上大便一次，狗主人就会被罚5000美元(当然新加坡政府罚款是否过高可以再议)。这种做法的思路就是：养狗未必会扰民，所以公民不需要很高成本就可以养狗；养狗不能扰民或影响公共秩序，所以靠高额罚款来保证公民看管好自己的狗。

　　而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每年数千元的养犬费，似乎只是成全了有关部门。笔者前些日子采访一个70多岁的小动物协会的会长，她指着身边的一只小狗说：儿女出国，这是我的“儿子”。但她已经为这只狗交了1万多元的费用，今年无论如何不交了。

　　事实很清楚，一方面，有关部门通过高收费和“养犬须邻居同意”来限制公民养犬的“积极自由”，这样做的最大后果是导致大量“黑犬”的存在。另一方面，这些部门对如何保证公众免于“犬骚扰”的“消极自由”却无能为力。(韩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