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平冶陶始于汉世”？

　　景德镇制瓷业究竟起步于何时？查阅一些谈论景德镇的书籍，几乎都有这样一种说法：“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到南北朝时，至德元年(公元583年)，陈后主在建康(今南京)大造宫殿，新平镇民受命烧制陶础，然“巧而弗坚。再制，不堪用，乃止”；隋朝，大业年间(公元605～617年)，新平镇作狮象大兽二座，奉于显仁宫；至唐代，武德年间(公元618～628年)，昌南“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假玉器，且供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后人称之为陶窑。同期，镇民霍仲初等制瓷进御，其器色素质薄，佳者晶莹如玉，后人称之为霍窑。

　　以上说法都声称“据史料记载”。如此说来，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应当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迄今至少有1700年以上的历史，到唐代这里生产的瓷器已经向中央王朝进贡了，也就是说唐代初期昌南镇的制瓷技术水平已经很高了。

　　然而，上述说法所依据的“史料”究竟是什么呢？就现有的资料看，这些“史实”首先出现在乾隆48年(1783年)的《浮梁县志》卷十二“杂记”中的“述旧”篇。根据著名陶瓷史学家刘新园先生的考证：

　　1.清代以来谈论景德镇汉唐时期瓷业的所谓“根据”均来自清代初期的文献《昌南历记》；

　　2.清初的地方耆旧吴极的《昌南历记》一书，大约成书于康熙、雍正之际(此时距唐代武德时期已经一千多年了)，虽未能刊行而亡佚，但乾隆7年(1742年)和48年的《浮梁县志》中有所采摘，故保存了不少遗文；

　　3.《昌南历记》中有关汉唐时期景德镇瓷业情况的记述，在乾隆7年的《浮梁县志》中未予摘录，显然是当时的县志编撰者认为其说不足为据；乾隆48年的《浮梁县志》虽有采摘，但并没有编入记载景德镇瓷业的“陶政”篇，而是放在记述鬼神与轶事的“杂记”卷“述旧”篇中。编撰者把《昌南历记》的有关文字编入“杂记”卷，其用意显然是为了表明有此一说，而没有把它当作严肃、可靠的史料；

　　4.乾隆7年志对《昌南历记》一书的评价是：“考据不必尽核，时与正史抵牾”。

　　那么《昌南历记》关于景德镇汉唐时期瓷业的记述与考古资料和权威的文献记载是吻合还是抵牾呢？

　　1.近三十年来我国学者特别是景德镇的陶瓷考古工作者几乎踏遍了景德镇和浮梁县境内的每个自然村落，竟未发现一块与窑具共存的唐代瓷片，更无唐代初期的遗物；

　　2.景德镇境内五代瓷窑的成型和装烧技术与唐代的越窑、定窑相比还显得相当落后，那么唐代初期的制品会比五代更好吗？中央王朝会命令该地贡瓷？

　　3.晚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述景德镇所在县——浮梁县的特产时，仅列茶叶而瓷器则只字未提。假如唐代景德镇瓷器“天下有名”，并有“假玉器”之称，中央王朝又有诏贡瓷，那么李吉甫决不会不知。《郡县图志》不载浮梁产瓷，显然是因其时还没有瓷器生产，即使有的话也绝不能称之为名品，更不会上贡中央王朝了。

　　鉴于《昌南历记》成书于时间较晚，书中所述的汉唐窑事又未能说明来源，且与考古资料和权威的唐代文献相抵牾，因此不能把它当作研究景德镇陶瓷历史的根据。

　　如今有代表性的意见是，景德镇瓷器的烧造历史不早于五代。可以认为，唐代末期到五代，是景德镇瓷业的起步时期。事实上，景德镇地区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瓷器实物是五代时期的器物。

　　二、早期窑址依水而设

　　从现有的景德镇古瓷窑遗址分布图可以看到，五代到宋元时期的窑址大多分布在景德镇东河与南河流域，表明景德镇制瓷业的产生首先是从这里开始的。景德镇水土宜陶，瓷业的产生和发展，首先得益于它良好的自然条件。景德镇境内水系非常丰富，除了主水系昌江以外，还有东河、南河、西河几个较大的支流，丰富的水系为它提供了良好的运输条件；昌江及各支流流域茂密的林木为它源源不断输送了燃料；尤其是丰富的瓷石和瓷土矿藏，更为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断提供了原料保障。景德镇地区最早得到开发的瓷石和瓷土资源主要在浮梁东部的东河与靠近市区的南河流域，与早期窑址的分布是基本一致的。

　　三、五代——起步之初

　　目前，在景德镇市范围内所发现的五代时期兴烧起来的古窑遗址，包括湖田窑、杨梅亭(又称胜梅亭)窑址、黄泥头窑址、南市街古窑址、白虎湾古窑址和湘湖街古窑址。从这些已经发现的五代时期的古窑址中，可见当时景德镇瓷业已经初具规模。

　　从这些古窑址中发掘出来的器物及瓷器残片来看，当时景德镇烧造的瓷器多系灰胎青釉器、白胎青釉器和白胎白釉瓷等品种，其中白瓷胎质细密，透光度较好，经测试分析表明，其烧成温度为1150～1200℃，孔隙度为0.8%，胎体白度达7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从当时全国瓷业的格局来看，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生产青瓷，北方则以邢窑为代表生产白瓷，景德镇五代时期的白瓷使景德镇成为我国南方最早的白瓷产地，开始打破当时“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打破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这当然与景德镇地区的制瓷原料适合于生产白瓷有关，同时也说明景德镇瓷工在瓷业的起步之初就有一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继承，使景德镇在此后的瓷业发展中不断有石破天惊般的创造。

　　五代时期的瓷器装烧采用支钉叠烧法，这种装烧方法十分有趣，以当时最大宗的碗类为例，即将碗坯重叠堆放，碗与碗之间各用几根一定高度的土质支钉隔开，然后一叠叠放在窑床排列有序的无釉垫柱上，不用匣钵装烧。

　　五代时期的坯料配方中，尚未使用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高岭土在此时仅仅作为一种耐火材料来使用，而瓷器胎体所使用的原料则仅有瓷石一种。这种单一的原料制胎，史称“一元配方”。

　　五代景德镇诸窑烧造的瓷器品种均属日用品，以碗盘居多，亦有少量壶类，但未发现瓶、尊之类陈设品的残片。这种品种结构似乎可以表明，其时景德镇诸窑的烧造目的主要在于满足日常使用和少量商品交换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表明其时景德镇瓷工虽然掌握了部分琢器产品的成型方法，但还未普及，更没有形成圆、琢二器的专业化分工。因而无论是从当时景德镇瓷业的经济形态、技术水平及专业化分工水平来看，五代景德镇瓷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它无论是在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以及知名度等方面，都无法与越窑和邢窑相比，销售市场也非常有限。

　　四、跻身名窑行列

　　宋代的中国瓷业名窑辈出，各自烧造出不同风格的产品。为了占领市场，各窑场之间相互竞争，推动了技术水平的提高，并导致了许多新的名瓷的出现。景德镇便是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中，以质取胜，以新取胜，于五代生产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成功地烧造出了清淡高雅、俊秀挺拔的青白瓷(亦称“影青瓷”)，从而一举成为当时异军突起的名瓷产品，并在北宋中期越来越得以普及，使景德镇从此跻身于宋代名窑行列。

　　影青釉是一种含氧化钙较高的釉，经还原气氛烧成后，釉色青中有白，白里泛青，有“冰肌玉骨”之誉。自影青瓷问世以来，景德镇制瓷工匠便特别注意成型技艺的提高，对成型质量也非常考究，这是由影青釉的性质所决定的。

　　影青釉是一种透明度很高的釉质，坯体上如有任何不好的痕迹和脏杂之物，在经施釉烧成后，都会在这种透明釉下暴露无遗。而这种表现为产品缺陷的瑕疵显然不利于在宋代那种名瓷辈出，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取得明显优势，因而也直接给工匠及业主在经济上带来一定的损失。因此宋代景德镇瓷器的坯体加工是十分精细的。实际上从宋代开始，景德镇的成型技术就一直居于全国首位。

　　同时，影青釉又是一种高温流动性很好的釉，在坯体上刻花，釉层在花纹凹陷处沉积后色泽较深，自然形成了很好的层次感。宋代景德镇瓷器的坯胎已经做得很薄，再加上坯体刻有精致的花纹，与影青釉相互配合，相互辉映，真正达到了光致茂美的艺术效果。

　　青白瓷的出现，使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它以其独特的风姿而具备了与同时代的其他名瓷名窑争一日之长的实力。如果说宋代钧瓷以刚劲饱满、灿如晚霞而见长，汝窑器以“釉汁莹厚如堆脂”而出名，官窑及龙泉窑器以凝重深沉的质感而给人以观赏不尽的蕴蓄，那么景德镇的青白瓷便以其精细优雅、轻巧挺拔、晶莹如玉、温文尔雅的仪态独树一帜，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类。

　　北宋后期，北方大片领土为金人所占领，北方的名窑也因此受到严重摧残，日渐萧条。尤其是靖康之役以后，随着宋室南渡和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南迁的工匠把北方名窑先进的制瓷技术也带到了南方，对此后景德镇瓷业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并为此后全国瓷业中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宋代是景德镇瓷业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它为以后元、明、清三代景德镇瓷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奠定了较为扎实的技艺基础。宋代景德镇民间窑场经历了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那些依附于农业的制瓷业发展成为独立的、分工较为细致的手工业的过程。其生产规模之大，产品销路之广，工艺水平和装饰水平之高，可以当之无愧地名列于官、哥、汝、钧等名窑之前，而与定窑和龙泉窑齐名，被称为“南定瓷”(即南方的定窑瓷)，并享有“饶玉”(意即“饶州之玉”，因景德镇此时属饶州辖)之称。如果从瓷器的致密度、透光度、烧制工艺和成本等方面比较，宋时景德镇的影青瓷仍较定窑、龙泉窑为优，可以说是比较集中地代表了宋代的制瓷水平。

　　景德镇由于有适宜的原料，影青瓷瓷胎白度和透光度都很高，已接近现代细瓷的标准。影青瓷的出现，表明景德镇瓷工找到了当地优质制瓷原料的最佳表现方式，并通过精细的加工赋予瓷器以半透明的质感。瓷器由半透明釉发展到半透明胎，是我国制瓷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飞跃，景德镇宋代影青瓷首先产生并完成了这个飞跃。此后社会上大量使用的瓷器都是在影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景德镇也就是在宋代开始发展成为我国瓷业中心的。

　　五、南宋瓷业危机

　　(南宋覆烧影青碗)

　　(北宋瓷制孩儿枕残器)

　　与北宋和南宋早期相比较，南宋中后期的景德镇瓷业不但没有长足的发展和提高，相反还出现了某些衰落的迹象，如瓷器的质量远不及北宋时好，南河一带的北宋诸窑也纷纷停产。这是因为南宋时期的景德镇瓷业已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南宋窑业危机的主要原因：

　　1.靖康一役，宋室南渡，中国北方尽为金人所占。宋金对峙，商务不通，景德镇瓷器失去北方广大市场。市场缩小，生产受阻；

　　2.南宋中期，景德镇受天灾影响，1188～1223年计35年间，大水三次，饥荒七次，其于尚属农村手工业之窑业影响之巨，可以想知；

　　3.依蒋祈《陶记》所云，临川、建阳、南丰三地均仿景德镇生产青白瓷。景德镇本已失北方市场，所余又为三地各夺其部分，竞争之余，利益菲薄，投入能力减弱，生产必然相应受影响；

　　4.因受税制影响，景德镇窑场重启几近废弃之覆烧工艺，故器口有芒，“不堪用”，且支圈组合覆烧窑具致瓷器釉面不及北宋时光致茂美。品质下降，竞争能力削弱；

　　南宋·蒋祈《陶记》载其时瓷窑税制谓：“窑之长短，率有 数，官籍丈尺，以第其税”，又云：“兴烧之际，按籍纳金”。

　　其影响：①使一种很不适用的芒口碗盘得以大量风行。因“窑有尺籍，私之者刑”，为降低单件瓷器所承担的税额，只能从坯件的堆叠密度上去想办法，故大量采用定窑创造的“支圈组合式覆烧窑具”来生产芒口瓷器，其堆叠密度约为仰烧釉口瓷器的4.6倍(与北宋仰烧瓷器比)。于是在北宋后期行将灭亡的那种芒口碗盏，因为推行特殊的税制而又在南宋时代重新风行起来了；

　　②使瓷器的烧成质量下降。因瓷器纳税于“兴烧之际”，生产者就会产生一种“宁可把温度烧得低一点也不烧高”的心理，要把窑火烧到理想的温度，虽然能使瓷器质量提高，达到光致茂美的艺术效果，但也极有可能变形甚至产生倒窑的危险(其时仅瓷石一种原料制胎，骨子较软)，故大多数瓷器的瓷胎就不如北宋的致密，釉面也不如北宋的光亮、精美了。

　　5.依刘新园氏《高岭土史考》之谓，南宋景德镇面临严重的原料危机，生产成本提高，且瓷器变形加大，销售必受影响。

　　六、元代——独步天下

　　元代结束了宋、金、西夏对峙的分裂局面，官营和民营的海上贸易都比较发达。当时的大旅行家汪大渊在其《岛夷志略》中记载，中国的瓷器输出到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达的海上贸易和广阔的海外市场，必然刺激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元代景德镇瓷业的辉煌成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过去一些艺术鉴赏家认为，元代的中国是政治、经济、文化均落后于汉族的异族统治着中原大地，它是中国历史的倒退，因而元代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技术上停滞不前，艺术上趋于衰落的时期。然而自从20世纪50年代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故宫发现许多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以后，国内的一些遗址与窖藏中也相继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元代景德镇瓷器，这才使人们对元代的瓷业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元代景德镇瓷器并不是丑小鸭，而是一只美丽的白天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景德镇瓷业在世界陶瓷业中所占据的领先地位，就是在元代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

　　公元1278年，即元王朝统一全国的前一年，元朝廷就在景德镇设立了专门烧造官府用瓷的浮梁瓷局。当时中国最好的瓷器是浙江的龙泉青瓷，景德镇瓷器在工艺成就及产品知名度等方面，均不及龙泉窑，但是元王朝唯一的为皇室服务的瓷局为什么不设在浙江龙泉窑而要设在景德镇呢?这是因为蒙古族统治者崇尚白色，以白为吉，即所谓的“国俗尚白”。实际上，古代的北方民族都崇尚白色。北方的少数民族多曾信奉萨满教。在北方草原流行的萨满教里，白色恰恰是善的象征。唐以后，白色工艺品最风行的是辽、元两代，其统治民族也来自信奉萨满教的北方草原，从其“青牛白马”、“苍狼白鹿”的祖先传说中，可以看出，白色还同他们意想中的祖宗密切相连。所以，白瓷在隋唐以后的勃兴和风靡，除去种种工艺条件之外，还与统治集团的色尚有很大关系，而色尚肯定比技艺更重要，因为，连同陶瓷在内的工艺美术品都是为人生产的，只要工艺条件具备，可以提供多种选择，到底选择什么，人的好尚便至关重要。既然有崇尚白色的民族传统，又有生产白瓷的技术条件，那么王室所需的祭器与日用器皿必然也要求“洁白无疵”。当时景德镇大量烧造的正是青白瓷，这种白色调的瓷器与龙泉青瓷相比，当然更容易博得蒙古族统治者的喜爱，这便是他们把瓷局设在景德镇的主要原因。

　　浮梁瓷局是为朝廷生产瓷器的机构，所烧产品既有皇家用瓷和朝廷祭器，也烧造商品瓷，其中既有为元代军事机构枢密院生产的书有“枢府”的卵白釉瓷器，也有最先销往伊斯兰教区国家，并在以后成为景德镇瓷业主要产品和生产主流的青花瓷器。

　　浮梁瓷局的设立，使景德镇窑倍受“宠爱”，它可以借助官府的力量垄断最优质的原料(所谓“御土”，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可以从全国各窑场调集优秀工匠，还可以从将作院和宫廷画院得到新的产品器型和装饰画面，甚至可以直接得到来自西亚波斯湾地区进口的青花彩料。种种“特殊待遇”使景德镇瓷业迅速超越同时代的所有窑场而独步天下。

　　元代景德镇瓷业在制瓷工艺和陶瓷艺术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元代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的使用，是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南宋时出现的原料危机，曾使景德镇瓷业陷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而高岭土使用价值的新发现，则使南宋后期濒临绝境的景德镇瓷业转危为安并再度繁荣起来，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景象，给景德镇制瓷原料的开发和瓷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为以后明、清两代多品种、大批量的瓷业生产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高岭土的发现和使用，是元代景德镇瓷业高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高岭土是一种白色粘土，至今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制瓷原料。据专家考证，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大量引入瓷胎，最早发生于元代的景德镇。高岭土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景德镇瓷器的质量。由于高岭土耐火度高，在瓷胎中起到骨料的作用，从而提高了瓷胎的耐火度，使大件瓷器的烧造成为可能，同时减少了制品变形率，也改善了瓷器的物理性能。景德镇瓷器从此由低火度的软质瓷变成了高火度的硬质瓷，完成了中国陶瓷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质的飞跃，可以说高岭土用作瓷器制胎原料是世界瓷业史上的重大变革。高岭土使用价值的发现，是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导致了瓷石加高岭的二元配方制胎法的出现，给景德镇瓷业带来一系列重大变化。正是由于高岭土的使用，使景德镇安然渡过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原料危机，在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使古代景德镇的制瓷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元代景德镇瓷业的另一个巨大成就，就是青花瓷器的烧造成功，这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青花瓷是我国最优秀的陶瓷产品之一，由于它在艺术效果和使用价值等方面具有许多独到的优点，所以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或是外国，都深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以致青花瓷的生产历数百年而不衰。

　　(青　花)

　　青花瓷器是一种以钴的氧化物(一船为矿物形态)为着色剂、经高温还原焰烧成的釉下彩绘装饰瓷器。可见青花瓷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以钻为着色剂、还原气氛烧成，釉下彩绘装饰，也就是说，钴料运用技术、还原焰烧成技术和釉下彩绘技术便构成了青花器的三个基本工艺要素。这三个工艺要素在元代以前都已经具备，如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绘技术，宋代由磁州窑加以继承和发展；唐三彩陶器中的蓝彩；有了这两个工艺条件，景德镇青花瓷的发明就具备水到渠成之势了。

　　景德镇的青花瓷器最早出现于元代。有趣的是，元代的青花瓷器是突然而又成批地出现在景德镇，并且一开始便显得十分成熟，似乎没有任何孕育期和成长期，这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不相吻合。这种与常规相悖的事件的出现，自然有其特别的原因。

　　元王朝特别重视对外贸易，早在元朝建国之前，便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关系，统一全国后，即在泉州等处设立市舶司，专门从事对外贸易活动。因而终元一代，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由此带来了各民族间文化的大交融。

　　如前所述，我国至晚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具备了烧造青花瓷器的工艺条件，一旦有了市场需要这个外部动力，青花瓷器便会应运而生。这个外部动力正好便是元代与西域国家的贸易往来。

　　青花瓷器原为销往西域伊斯兰教区的外销瓷，而伊斯兰国家波斯早在12世纪就流行用钴蓝彩画白釉陶器了。我们知道，青花最适宜装饰质地优异的白瓷，我国北方虽有生产白瓷的元代窑场，但在与波斯陶器质地相近的北方白瓷(质地粗劣)上流行彩绘青花，作为输出品便似乎没有多大意义。虽然南方的龙泉青瓷和中原地区的磁州窑器质地优于北方白瓷，但青花毕竟也不适宜画在龙泉窑器的深绿色厚釉下，更不可能画在磁州窑和吉州窑的黑釉之下，只有景德镇那种质地优异、釉色莹润的白瓷才适于青花装饰。加上元王朝唯一的专为官府烧造瓷器的浮梁瓷局又设在景德镇，因此青花瓷器突然而又成批地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便是顺理成章、势所必趋的事情了。这便是青花瓷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背景因素。

　　然而，在元代青花瓷器出现以前的景德镇，还是一个生产纯素白瓷和青白瓷的窑场，只有使用刀具在坯体上刻划的刻印花装饰，未曾烧造过以毛笔为彩绘工具的彩瓷，因而严格地说，景德镇窑场的工匠在开始烧造青花瓷器之时，其美术基础，或者说是绘画基础是不太好的。但元青花瓷器毕竟在这里成批地诞生了，而且一露头角便显得那么成熟、那么工整、那么完美，以致明清时代的同类产品都难以望其颈项。这里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元代青花瓷是否由景德镇那些缺乏绘画基础的工匠所绘制?这批成熟、工整的青花瓷器究竟出自谁的画笔?根据有关文献分析，当时绘制这批青花瓷器的工匠，当是具有较好绘画基础的磁州窑工匠，而非缺乏绘画基础的景德镇瓷工。

　　根据《元史》的记载，在忽必烈执政的最后几年，曾有大量北方人迁入南方，元成宗也把北方的“御匠”安插江南。《元史·忙兀台传》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朝廷以中原民转徙江南，令有司遣还，忙兀台言其不可，遂止。”另，清乾隆48年

　　《浮梁县志·食货·户口》记载了各个时期浮梁的人口情况：

　　宋咸淳5年(1269年)，38832户，人口137053人

　　元至元27年(1290年)，50786户，人口192148人

　　明洪武24年(1391年)，18731户，人口104970人

　　可见，朱元璋灭元以后的二十四年，由于残酷的战争，使浮梁人口减少了八万余人，而至元庚寅年，即蒙古大军灭宋后的第十一个年头，浮梁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比南宋后期增加了五万五千余人。尽管宋元战争没有元明战争那样残酷，但在短短的十年，一个没有任何现代医学的十年里，浮梁人口自然增长达40%，这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突如其来的人口增长，必然与北人南迁、北匠南调有关。此后，浮梁瓷局的规模迅速扩大，工匠迅速增多，可见在南迁的北方人中，工匠所占比例较大，其中必有许多来自于磁州窑的工匠。这些工匠在得到朝廷的指令和青花料以后，便开始大量彩绘青花瓷器。

　　磁州窑烧造釉下黑彩的历史较长，积累了丰富的釉下彩绘经验，并拥有众多优秀画手。而画釉下青花和釉下黑彩相比，只有彩料的不同，在技法上却无多大差异。正如一个用国产黑墨水绘画的人(与釉下黑彩料比)也可以用进口的蓝墨水(与波斯青料比)绘画一样，然而对于当时以印花装饰为主、缺乏绘画基础的景德镇瓷工来说，彩绘釉下青花就不一定能够胜任了。

　　那么这批绘制元青花的磁州窑工匠又怎么会到景德镇呢?据文献记载，元王朝曾搜罗大量技艺文人为朝廷服务，而那些经常向元王朝献财进宝的波斯商人往往要求皇帝回赐。如果他们要求得到具有白釉蓝花(其时在波斯流行白釉蓝彩陶器)的中国瓷器的话，元朝廷便会像“徙甘、凉御匠五百余户于襄阳”(《元史·成宗一》)，调“西域织金绮钦工三百余户”往弘州(《元史·镇海传》)一样，很迅速地把磁州窑工匠调往景德镇的浮梁瓷局。因为波斯人在元代中国享有特殊地位，属仅次于蒙古人的“色目人”，而元朝廷对西域国家的贸易往来，也要求将磁州窑工匠调往景德镇，烧造波斯人所喜爱的白釉蓝彩瓷器。这样一来，便使得成批的、初露头角的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显得非常成熟、非常工整、非常完美，而且其绘画笔意也酷似磁州窑的釉下黑彩瓷器。磁州窑工匠在景德镇大量绘制青花，使景德镇的工匠也开始学会并逐步掌握了釉下彩绘技术，为以后釉下彩瓷的持续发展和釉上彩瓷的发明打下了基础。

　　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出现，是景德镇集天下名窑之大成的产物，是景德镇瓷业持续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见证。

　　青花瓷器一出现，就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它取代了元代以前的刻，划、印花等装饰技法，而成为我国陶瓷装饰的主流，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青花虽然是一种单色釉下彩，但由于当时使用的波斯青料是一种含铁钴较高的青料，绘画时线条微晕，自然流畅，其浓郁的色调与莹洁细腻的白釉巧妙配合，相互辉映，加之用浓淡不同的青料彩绘于同一器物之上，产生深浅不一、浓淡有致的呈色效果，又有“料分五色”之称，颇具水墨画的特点，艺术价值极高。

　　釉里红瓷器是元代景德镇瓷工的又一重要创制。釉里红也是一种釉下彩，与青花不同的是，青花的着色剂是氧化钴，釉里红则为氧化铜的呈色。釉里红可以单独装饰瓷器，也可以与青花结合，称作青花釉里红瓷器。青花和釉里红的综合装饰，有着奇特的艺术魅力，二者相互衬托，相得益彰，和谐高雅。这种高超的装饰技法一直沿用至今，而青花釉里红瓷器由于烧造难度相当高，至今仍为景德镇瓷器中的名贵产品。此外，金彩，珐华彩、红釉和蓝釉等，也是当时的新产品，这些颜色釉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各种色剂的熟练掌握，大大丰富了瓷器的装饰。

　　青花和釉里红等优秀品种艺术效果的体现，须以白釉瓷器为之衬托，这是彩瓷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大量烧造的“枢府”器，就是元代官府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的一种白釉瓷器。枢府器胎体厚重，釉呈鹅蛋色泽，故又称“卵白釉”。这种卵白釉烧成温度高，与瓷胎结合紧密，不开片也不脱落，不仅为青花和釉里红的艺术效果提供了展现的场所，而且为以后釉上彩瓷器和明初甜白瓷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青花、釉里红、卵白釉及各种颜色釉等产品的出现和高岭土的应用，像一颗颗灿烂夺目的新星高高闪烁在天际，昭示了元代景德镇制瓷业辉煌的成就，使景德镇瓷业开始进入了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