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我调到北京医院，开始担任保健医生。当时我们人少，一个人要负责十多位保健对象。除了李济深、程潜、张治中等民主人士之外，我还要负责贺龙、罗荣桓、张鼎丞和余秋里等党内领导人的保健工作。这些人当时大多五十来岁，相对年轻体健，也就是罗荣桓元帅的身体不大好，需要照顾多一些。贺老总那里，我只是隔一段时间去一下，常常碰到他和薛明同志都工作去了。偶尔赶上贺老总在家，他也只是礼节性地打个招呼：“我挺好，没事。”然后谈不了几句，又忙工作去了。其实，贺老总不是没有病，他患有糖尿病，只是症状不明显，没有重视罢了。

　　我成了迂夫子

　　过了几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各位领导身上的病也多了起来，保健医的队伍也壮大了。一天，中央保健局的史书翰局长指示我，把罗帅的保健任务交给别人，我重点照顾贺老总。

　　从此，我成了贺老总家的“常客”。每次登门，如果他不在家，我就找工作人员问情况，告诉他们照顾贺老总饮食和生活时应该注意哪些细节。我还到厨房看厨师做饭的全过程，告诉他们如何计算饮食的热量，并且一起商量如何把饭做得既让首长吃得满意，又不影响病情。这些工作对于给贺老总治病，都是很重要的。

　　虽然我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医生，但我对自己的医疗水平还是很有信心的。尽管贺老总是身经百战的老帅，我却没想太多，一心只想保证他的健康。遇到贺老总，我总是提醒他注意身体。但他却总是强调，活着就应该为革命工作。有一次，我陪贺老总在院子里散步。他说：“打了一辈子仗，什么时候不能死啊，想都没想到能活到今天，还保什么健哩？”就这样，我们都在顽强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我知道，在贺老总眼中，我和其他医生一样--都是迂夫子。

　　但是，有位医生却让贺老总很佩服，他就是董炳其。一天，贺老总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起董炳其的故事：那是西南解放不久，解放军刚打完胡宗南，又要清剿政治土匪，贺老总连续几个月指挥作战，非常疲劳，血压升得老高。组织上安排他到昆明休息，先后请了几位有经验的医生，但是血压却总也降不下来。医生越着急，对贺老总的限制就越紧，不仅不许他工作，连活动范围也限制起来。医生们并不了解贺老总的心思：他一心惦记着工作，哪里静得下来？组织上看到疗效不明显，从重庆请来了董炳其。

　　董炳其为贺老总看完病，问道：“您有什么要求吗？”

　　“我要求‘解放’。”

　　“什么‘解放’？”

　　“前面到河边，后面到山脚，沿河上下各200公尺。”

　　董炳其看懂了贺老总的心思，想了想说：“我同意。”

　　贺老总从此被“解放”了。自从有了自由活动的天地，他天天钓鱼、散步、骑马，没多久血压就恢复正常了。

　　这件事其实蕴涵着一个深刻的医学道理，即医生面对的是一个人，而不仅是一种病，必须考虑到影响病情的各种因素，不仅要考虑到单纯的生物学因素，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社会心理学因素。可惜，我当时不明白这个道理。贺老总当然也不太懂这个道理，他讲这个故事是为了告诉我：要给他当保健医生就要像董炳其那样，否则，医生对他来说就不是一种“待遇”，而是一种包袱、累赘。正因为如此，刚开始的时候，有几次他到外地工作，坚持不让我同行。直到有一次贺老总带病去外地视察，史局长决定我必须跟着去，他才勉强同意让我随行。

　　贺老总给我一个下马威

　　万没想到，我第一次跟贺老总去外地，他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那天晚上他和当地干部开会。到了10点多钟，我看他们还没有散会的迹象，怕贺老总太劳累了，于是与副官和服务员商量，去提醒他一下。他们不敢去。我也犹豫了，可等到快半夜了，他们还没有散会，我只好硬着头皮推开门，轻声对贺老总说：“该休息了吧。”他瞪了我一眼，继续讲话，见我站着不走，他竟然“凶狠”地说：“你真想管我？！你--出去！”我还是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下不了台，只好难堪地退了出来。

　　会开到后半夜才完。临睡时，他对我说：“你可能是个好医生吧，可惜还没学会给共产党人当医生啊！”我想他是想表达一下歉意吧。

　　那段时间，不单贺老总，就是秘书、副官等随行人员也不理解我，因为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为首长工作提供条件，只有我常常限制他的工作。我感到自己被“孤立”了，于是采取“迂回战术”，每到一地，我就找机会和当地接待人员谈，告诉他们在工作上、生活上要注意什么，并且和炊事员谈糖尿病的伙食安排。时间长了，贺老总察觉到我的“地下活动”，他索性“针锋相对”，有机会就说：“医生的话，可不能多听啊，都听他们的，你就没法工作了。他们就知道教你休息、营养啊，真是乱弹琴。”

　　退堂鼓

　　其实，我应该多给贺老总讲讲糖尿病的知识。可是，一来他很忙，又没有兴趣；二来，我当时初来乍到，也没有胆量给老帅“上课”。

　　有一次，贺老总去四川视察。由于对

　　第二天，李井泉同志来看他。一见面，他就问：“你听说过蛋白质会变糖吗？”李井泉当然说不知道。“哼，这是我们那位大夫说的。”第三天，四川医学院一位牙科专家来给他看牙，他又当着我的面问：“你知道蛋白质会变糖吗？”专家说：“可能吧，谁知道它变不变哩。”贺老总一下“来劲”了，回头冲我说：“就你学问大！人家大专家都不知道，就你知道。”

　　事情还没完。过了十来天，他在重庆视察一家工厂，我按照平常的规定，远远地跟在后面。忽然，贺老总回头，大声喊：“医生！”他站在那里双手拄在手杖上，一本正经地问我：“你知道豹子怎么打？”

　　本来讨论工厂的事，他冷不丁话题一转，大家都莫名其妙。我笑着摇头：“不知道。”

　　他得意地笑了：“哎，你猜猜嘛。”

　　“打头吧。”我迟疑地说。

　　“打头？告诉你，豹子是‘铜头铁尾豆腐腰’，拦腰一棒子它就趴下了。你去打头试试看！--什么都不懂，就知道‘蛋白质变糖’！”当场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那晚回到住处，我拿出一本糖尿病的中文书，翻到“58%的蛋白质类食物及10%的脂肪类食物，在代谢过程中可以转化为碳水化合物(编者注：碳水化合物即糖)”一段，使劲用红铅笔标出来，还打了三个惊叹号。第二天早上，趁他开会时，我把书翻开，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显然是看到了，知道我不是随便说的。

　　一天，因为一点小误会，他又发了很大的火，骂得很难听，最后说：“你这个人呀，只晓得考虑保健，根本不想人家要工作。你这种作风坏透啦！回到北京，我一定要告你，叫

　　回北京后，我想：这差使是干不下去了。我找到史书翰同志，汇报完情况，我对他说：“史局长，换人吧！”

　　他宽慰我说：“贺老总就是那种直性子，没什么的。”

　　我说：“根本没那么简单喽！您不知道他多讨厌我，恨我。反正他是那么大的首长，看上谁就派谁去，还不是一句话。求求您，去问问他吧！”

　　史局长见我特别认真，只好答应去找贺龙同志征求一下意见。真不行了，就只好换人。

　　从史局长那里回来，我就想为什么我的工作这么困难呢？为什么贺老总那么欣赏董炳其医生呢？我想到了我和贺老总有什么不同。贺老总年纪比我父亲还大几岁，南昌起义后一年多我才出生；他转战南北，长期活动于边远地区，我却是在上海长大成人；他的丰富知识主要来源于生活实践，我的知识主要来自书本。更麻烦的是，我们对医疗保健的看法截然不同：贺老总只想着工作，老年人膝关节出现退行性改变，对医生来说是常见病，但因为可以影响工作，让他格外“紧张”；相反糖尿病所致的种种危险一直让我们十分担心，而他却因为糖尿病一时不影响工作而掉以轻心。正因为这些不同，我们才有如此多的矛盾。董炳其医生好就好在，能够从贺老总的角度考虑治疗方案，“顺水推舟”才“事半功倍”。想到最后我明白了，我的任务其实和秘书、副官都是一样的，是保证贺老总能够顺利地工作。只有这样，我们的冲突才会少一些。但是，我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这个医生很好嘛！”

　　谁知过了两天，史书翰跑来找我说：“你看你，说得那么严重，害得我在老总面前挨了好一顿呲儿！”

　　原来，他琢磨了半天，去了贺老总家。谁知刚提换人的事，贺老总就发火了：“这个医生很好嘛！工作很负责任，是个很好的同志啊！缺点，谁没有？你没有？我没有？人家刚刚熟悉一点，又要给我换，你搞什么名堂！”至于“整风”的事情，他半句也没提起。

　　史局长因此要我继续在贺帅家工作下去，我只好再次硬着头皮去看望他。那天，贺老总不在家。薛明同志叫我到她屋里去，轻松地说：“大夫，听说你们这次出门又吵架啦！”我说：“您说那叫吵架？有那样吵架的吗？就他有理无理净骂人，哪有我说理的地方。”“嘿!你还不知道他这个人的脾气吗？越是把你看成自己人，才越是随便说话哩。在我面前他可是一个劲儿夸你哩。”

　　过不久，老总又要去外地视察。薛明对我说：“怎么样？大夫，你们再搭伴走一趟吧。”我心想，明明是保健局交代下来的任务，可是从她嘴里说出来就变得那么轻松愉快，好像我也是一个“首长”，好像我和他是碰巧要同时去同一地方，可以“结伴而行”似的。

　　就这样，我留了下来。再后来，我慢慢学会了和贺老总相处的方法，他的糖尿病治疗也逐渐正规起来。虽然，谁也不指望他的脾气有一天会好起来，但在他身边工作时，我还是很开心的，不仅能为首长的健康做些工作，也从他那里感受到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境界。同时我也体会到，作为医生，如果不能真正地理解病人，赢得病人的信任，你的治疗就不会收到好的效果。这件事过去了很多年，但对今天的医务工作者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文/曾昭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