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癌症打了一辈子交道，没想到和我朝夕相伴的老伴竟然得了癌症，发现时已非早期。

　　1956年，我和妻子宋琳琳从上海第二医学院医学系毕业后，来到了北京。后来，她赴苏联深造，回国后成了一名儿科大夫，而我则专心从事外科专业，后来又投身于癌症治疗事业。30多年过去了，就在我们的事业刚刚取得一些成就的时候，噩运降临了。16年前，4月底的一个下午，妻子突然感到腹部隐隐作痛，随后的检查证实她患了结肠癌，而且到了晚期。那年，她54岁。

　　当时，我们的工作非常忙，虽然两个人都是医生，却顾不上关心自己的身体，所以觉得这场病来得尤其突然。我问妻子希望谁来主刀，她说希望手术时我能陪在身边。我们请来了黄信孚主任--他是我们夫妻俩非常要好的朋友。手术那天，我就以一名病人家属的身份，陪在妻子的身旁。腹腔打开后，我们看到癌瘤盘踞在横结肠上，而且已经浸润扩散到了十二指肠--这竟然比想像的还严重！黄主任征求我的意见。30多年的外科经验告诉我，我正面临着一个生死攸关的抉择。只有进行彻底的大手术，才能把妻子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但她本来就单薄瘦弱，这样的手术，她受得住吗？

　　考虑再三，我们还是决定试一试。6小时后，妻子1/3的胃以及胰头、胆囊、十二指肠、右半结肠，连同腹腔30多个淋巴结都被摘除了。这台手术的复杂程度是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建所以来罕有的。

　　傍晚时，妻子被推出手术室，全身插满了管子。我在一旁紧紧攥着她的手，心中充满了震惊、内疚、自责和伤痛。自己搞肿瘤这么多年，怎么连老伴身体出了问题都没及早发现。很多朋友也责怪我对妻子太不关心！

　　手术获得了成功，可这只是妻子痛苦抗癌经历的开始，下一个难关是术后的恢复。开始一个月，由于胃瘫，她什么也吃不了，橡胶胃管插了整整28天，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两只手臂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针眼，为她扎点滴也成了护士们一项艰巨的任务。躺得太久，妻子一下床连走路都不会了，又开始三步五步地学走路。恢复得稍有起色，马上又要过化疗这一关，贫血、肝功能异常、呕吐、腹泻等副反应，几乎是每个化疗病人都要经受的，具体到她，由于手术切除脏器过多，这时消化不良、骨质疏松、骨折以及牙齿脱落等问题也通通暴露了出来。但她没有低头，她知道要想顽强地活下去，就要面对这一切。

　　我在家是长子，妻子肩负着长嫂的重任。虽然工作很忙，但她不仅把我们的小家庭照顾得很好，而且一大家子人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不用我操心。没有她，我的事业不会取得眼下的成绩。妻子手术后，我感到应该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除了每天观察病情，及时调整药物，我的中医知识也派上了用场--给妻子熬一碗滋补汤，成了我这个不谙家事者最大的乐趣。

　　由于骨质疏松，妻子骨折了4次，牙齿几乎全掉了。有时候，她晚上睡着睡着，牙就掉在嘴里。这让我意识到，自己过去主要关心治疗的事情，却忽视了很多重要的细节。以前我总以为，病人对于医生有所求，医生是施与的一方。现在我认识到，治疗成功不仅需要医生有精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还要充分调动病人的积极性，这样才能获得最好的效果。此外，还有一点体会最关键，那就是：癌症的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如果我们平时对身体多一些关心，癌症在早期就有可能被发现，那么我们身体的损伤、亲人的心理压力和家庭的经济负担就会小很多。

　　手术半年后，妻子去玉渊潭公园参加了癌症患者组织的“抗癌乐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很多在生死线上拼搏的病友，为康复而不懈努力。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再次坚定了妻子战胜癌症的信心。1990年，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会成立了。作为康复会的一员，妻子15年来一直致力于癌症的早期诊断和康复工作。现在她仍是北京市癌症康复会会长，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会副主任委员。

　　从妻子被“宣判”癌症那天算起，16年过去了。每年她做手术的日子，都被我们当成她的第二个“生日”。她说，那是她战胜病魔的日子，也希望所有的癌症病人都有机会过上这样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