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动尘封已久的历史

　　说起游玩，似乎越远越有趣。许多人都置了新车，更喜欢往远跑。于是，就连一些最普通的小山沟里粗糙的人造假古迹，都堂而皇之地成了“景点”，登上了种种旅游指南。偶然机会，我在修复一新的湖广会馆，听了出戏。古雅的建筑、老式的戏楼、热烈的票友，还有举手投足皆韵味十足的京戏，很容易就把人恍惚间带入了一个年代久远的气氛中。原来，有些已经快被遗忘的东西，是如此奇妙。

　　我们居住的北京城，是个伟大的城市，历史和文化积淀太厚重太丰富，仿佛一部大百科全书。然而，在这个快餐文化浮躁地占据了主流位置的时代，人们似乎很难消化一些需要沉心品味的厚重事物。例如，那些隐藏在破旧小胡同中的古老会馆里，曾经发生过的轰轰烈烈的故事。

　　在北京宣武的胡同中，相对密集地散落着很多明清时期的会馆，例如那个能听戏的湖广会馆，还有绍兴会馆、安徽会馆、湖南会馆等等；另外，在崇文区还有一些会馆旧址。会馆大多集中在宣武区的原因，是因为在清代的北京旧城，东城、西城是内城，城内居住的多为旗人和京官。而宣武崇文是外城，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外地来京人员聚集的地方，因此，地方会馆自然也多建在这些地方。

　　如今这些会馆大多已不复存在，在保留下来的会馆中，很多已经成了大杂院，一部分保存完好的，则是因为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而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那些曾经精美的建筑已经随着时光流逝而饱经沧桑，如果不经意走过这些老建筑，也许很难对它投入特别的注意，当然更不会想象得到很多我们所熟知的历史故事，就发生在这些老房子中。深秋的北京，如果有机会偷得半日闲，不妨深入弯弯曲曲的老胡同，走访那些老会馆。仿佛翻开了一本久已尘封的老书，我们会沉入那种历久弥醇的厚重中去。

　　京城曾密集近500所会馆

　　会馆，出现在明末清初，清朝则是会馆兴盛昌隆的时候，民国时期，也曾经设立过一些会馆。北京目前保存完好的会馆，也大多是清代和民国留存下来的。

　　会馆的兴盛和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清时代，实行开科取士的制度。每逢京师举行会试“春闱”，数以千计的举子涌入京师。于是出现了一些专为考试举子开办的“

　　后来，科举制度废除，但仍有大批各地的中小官吏及其家属、在京商人、学生，借会馆居住、集会，这些在京人员为联络乡谊、互相照顾同乡利益，设立馆舍，称为会馆。试馆经过这样的变革，后来就发展成同乡会性质的会馆了。另外，还有一些会馆属于行业性质的联谊场所，这类会馆被称为“行馆”。现在所说的会馆，实际上包括了“试馆”、“会馆”、“行馆”。在会馆最为兴盛时，北京的会馆曾经达到近500所之多。

　　戊戌变法与会馆

　　浏阳会馆因为谭嗣同而出名。浏阳会馆旧址在宣武区北半截胡同。谭嗣同在戊戌变法时曾住在这里，并自题为“莽苍苍斋”。谭嗣同在这里写文章、发书信，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筑铁路、造轮船、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六日，清政府派兵到浏阳会馆捕走谭嗣同，不久杀害于菜市口。

　　梁启超住过的新会会馆，在宣武区粉房琉璃街。变法失败后，梁逃亡日本，1916年

　　，梁在新会会馆起草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世凯的《保国会章程》。梁晚年任教清华，号书斋曰“饮冰室”。他的许多著作是在新会会馆完成的。

　　而在宣武区米市胡同43号的南海会馆，是康有为的故居。从1882年来京应试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在京都住这个会馆。1895年7月康有为等维新派在会馆内创办了著名的《中外纪闻》，它是北京出版的第一种民办报刊。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有名的“公车上书”的万言书就是康有为在这里起草的。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300多禁军包围了南海会馆，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逮捕入狱，9月28日，与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刑场就义。

　　会馆中的戏楼

　　湖广会馆位于宣武区骡马市大街东口南侧，建于嘉庆年间。湖广会馆的戏楼规模大，保护好，并在80年代得到了重修，如今已经成了北京最有名的听京戏的戏楼之一，并在这里建成了戏曲博物馆。现在，到湖广会馆听戏是北京特色旅游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人来看热闹。

　　在湖广会馆建立戏曲博物馆，确实有其历史原因。当年，在北京会馆中，有不少建有大小不等的戏楼，其中正乙祠、湖广会馆、安徽会馆、阳平会馆的戏楼尤其有名，被称为“四大戏楼”。汉剧、豫剧、蒲剧、粤剧、黄梅戏、梆子、昆曲等许多剧种，都曾在这些会馆中上演。这些都促成了乾隆末年的“四大徽班”进京，终于形成了融合各个剧种的皮簧戏，一个新的剧种——京剧由此诞生。后来，许多著名的京剧大师，如程长庚、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等人，都曾在会馆戏楼演出献艺。

　　北京另一处经过修复开放的会馆是正乙祠，位于宣武区前门外西河沿281号。它的前身是明代的一座古寺。清康熙六年，浙江绍兴银号商人将其改建成银号会馆。会馆内的戏楼为二层，造型别致，可容纳百余人，梅兰芳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曾在此唱过戏。1992年开始重修，基本恢复了原貌，现戏楼对外开放，经常有戏曲演出。

　　鲁迅的旧居“S会馆”

　　鲁迅当年在《呐喊自序》中有这样的描述：“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这个S会馆，就是现在的绍兴会馆。也许正是因为鲁迅在这里住了多年，绍兴会馆才得以保留到现在。

　　绍兴会馆在南半截胡同7号，现在看是个普通的大杂院。绍兴是古代出师爷的地方，绍兴人在京城当官的不少。蔡元培最初赴京参加贡试，曾在会馆居住过。鲁迅1912年5月头一次来北京，就住在这里。直到1919年11月，前后在绍兴会馆住了7年多。他开始住在馆内的“藤花馆”，以后迁到西边的“补树书屋”。《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等小说和杂文都是在这儿写出来的。

　　记忆中的永恒

　　走在南城曲折的小胡同中，有时会想起老北京“东贵西富，南贫北贱”的说法。胡同也好、院落也好，论规模、格局、建筑，南城都不如北城。想当年这些会馆兴建之时，纵然规模再大，建筑再精美，无奈血统不够高贵，也只能藏于这些凌乱的大杂院中了。

　　在胡同中寻找会馆旧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部分旧址并无特别的指示牌，只能靠门牌号码加以辨认。很多院子中都被密密麻麻的简易房占据，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大杂院，就连园子中的古树，也被包裹在了简易房的中间，让人联想起《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那棵树。然而，即使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些也不幸被圈入了

　　北京有些学者以及民间人士自称为胡同保卫者，力图拯救老北京这些正在失去的历史。在我在这些废弃的老房子附近拍照时，还未搬走的人对我说：“你们瞎拍也没用”，也许他把我也当成了呼吁者之一吧。从不同的出发点，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怎样，静止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在我们还能从大杂院中找到宛如活化石的东西时，读一遍它们，起码能留下一些记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