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艾英

　　说实话,以前我是根本做不来饭的，凡是厨房里的事，婚前由我母亲操持、婚后由我丈夫担着，要么，随便哪个小摊一坐，想吃什么就撒开了吃，吃完抹嘴就走，连碗都不用洗。我压根儿就没在做饭上操过心。偶尔遇到丈夫出差，孩子回奶奶或姥姥家，只留下自己一个人时，我就用高压锅熬它一大锅绿豆稀饭，然后顿顿就着咸菜吃。节省下来的时间就抱着小说、杂志看，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都淹没在书中的字里行间了。

　　我学会做饭还是在去西藏工作的时候。1984年，我到拉萨工作，而且一干就是三年。当时那里的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除大饭店之外，附近没有一家小吃店。我们招聘的人和新分来的大学生约十几个，都在单位食堂里吃大锅饭，

　　那时男同胞是两人一个房间，我是这群人中唯一的女性，单位照顾我，不仅住单间，还多给了我半间房子。由于我是当了母亲的人，男同事们就想当然地认为我肯定会烧菜做饭。如果哪天食堂的饭菜不对口，大家就理所当然地涌入我的房间，我这时只好拿出我的看家本领，用高压锅煮了一大锅稀饭，外加咸菜招待大家，把大家吃得连呼上当。在万般无奈之际，大家只好把自己的汽油炉、锅碗瓢盆之类都搬到我那半间屋子，纷纷下厨，各显神通，我那半间屋子成了烹饪交流大赛的场地。这里要说明的是，煤油到了西藏由于缺氧火苗不旺，烧饭炒菜绝对不行。用汽油就好多了，火苗呼呼地舔着锅底，一会儿就饭菜停当，所以那里家家都用汽油炉烧饭。在内地绝对不敢用汽油炉，会着火的。

　　从四川阆中来的一位工程师做的“豆瓣鱼”，用的是正宗郫县豆瓣，做出来色泽红亮，咸鲜微辣，使人胃口大开；江西吉安老工程师的“炒米粉”，是用煮过的米粉，里面放有肉丝、鸡蛋、黄花、

　　夏日的雨后，我们爱去罗布林卡捡蘑菇，捡回来后便用红烧肉罐头和蘑菇同烧，那香味总能牵着几个人寻味赶来，免不了再加几副碗筷。我们单位的门口就是拉萨河，这条在西藏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河，一年四季水流不断，水大时，比洛阳段的黄河水流还要大，更不用说雅鲁藏布江了。那时我就想，如果有一天全世界都缺了水，西藏的水也不会断流，只要雪山还在珠峰还在，西藏的水就永远是所有生灵的摇篮。傍晚的时候，我们爱在拉萨河畔散步那里有不少钓鱼的人，鱼鱯里从来就没有空的时候。在那里，相识的不相识的都互相打招呼，吃鱼吗？自己拿。于是我们手里便提了刚钓起来的鲜鱼回去清蒸或红烧。那里的鱼既没有受到污染，又不是用饲料喂大的，味道特别鲜美而且纯正。说实在的，我回到内地这么多年来，再也没有吃到过那样鲜美的鱼了。

　　再看我的同事们，他们在做饭烧菜上可真舍得花功夫。青菜、黄花要一根根地择，一遍遍地洗；怕蘑菇上有沙子，竟要洗十几遍。切菜时要讲究什么片啦、丝啦、滚刀啦；做菜时则讲究什么炸呀、熘呀、煨啦等等。在他们的熏陶下，我这个从不爱下厨的人，居然也对烹饪感起兴趣来了。开始是注意观察，仔细揣摩，后来竟忍不住小试牛刀，不久也练就了几招花拳绣腿，遇事好歹能抵挡一下了。在我们的聚会大餐上，我做的牛羊肉包子、饺子、、烤饼、酱牛肉、熏鱼等都能排上名次。我做的羊肉泡馍和洛阳风味的羊肉汤还名列前茅。

　　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北京来的一个满族大学生。当他得知我婆家在北京后，看在半个老乡的份上，竟手把手地教我做起“驴打滚”来。我们先把红小豆用高压锅焖烂，捣成泥；接着用红糖拌成豆沙馅，再把黄豆炒熟，用小石磨磨成极细的黄豆面，然后将糯米面用温水和好，擀成皮，卷上豆沙馅，上笼蒸熟后滚匀黄豆面，最后切成一段一段的，吃起来好香好甜，论味道绝对可以与北京东四回民小吃店的相比。春节这道小吃被评为家乡风味特别奖。

　　我们的烹饪俱乐部成员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有七八个汽油炉同时上阵，十几个人一起吃饭，都快把单位的小食堂挤垮了，我总觉得对不住那位四川大师傅。可他一点也不在乎，还时不时来我们这里或指导一下或请教一二，寒暄几句，小酌几杯之后尽兴而归。后来我们知道，他的川妹子还在内地，他是奔着我们这里的热闹劲来的，当然也是他最想家的时候。集体做饭的日子随着拉萨小吃店逐渐增多，吃饭越来越方便而逐步寿终正寝。而那种人与人在困难时期的友情却永远刻在时光的年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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