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

　　要活命就要祛火——刘索拉

　　一月份我从德国演出回来，下了飞机后就歪倒，怎么扶都坐不正，看着象一贯的装病。流动医院的大夫来检查，说是双肺都感染了，不是因为我身体好，早就没命了。诊断为典型肺炎。我的肺炎是由重感冒引起的，一不留神，细菌进了肺。我发现肺炎病人很容易死于心脏病，因为肺一弱，心脏的承受力就大了。我的肺很快消炎，但有三个月呼吸困难，前心后背巨疼。问医生是不是肺疼，医生说肺没知觉，不会疼。心电图和血化验都正常，还是疼，喘不过气来。西医说要止疼，中医说要祛火。我选择了喝中药祛火。肺中有火，就有炎症再发的可能，也有更大的可能性被别的病毒感染，有火就减低免疫力。很多肺炎患者在短期内又复发，就是因为肺火没灭掉，肺火靠化验是验不出来的，而且长期吃抗菌素，白血球越低免疫力越低，内火反而会增，带着内火，一出门就感冒，一感冒就肺炎复发，一复发，就转心脏病。从我的经验，大概可以联想抗“非典”也要祛内火。

　　好不容易我的肺火退了，北京城也被“非典”占领了。我没电视(有电视也只能看DVD，装上一个天线，还是什么都看不清，好象是回到了六十年代黑白电视的时代)，没报纸(我们住的厂房没有地址，不能送报)，全靠手机发来的“小道消息”得知外面情况，有时这些消息比电视或报纸更准确。我的手机里天天传来笑死人的笑话和吓死人的小道消息。反正身为一个北京人，日子总不能正常地过。北京人经历了各种天灾人祸，惊天变革，有一样事不会变，就是说笑话，天塌了还是要用秃头顶着说一回笑话再被砸瘪。但这次是头一回，北京人成了全国最不受待见的人，哪个省的城门都不对北京人开，据说主要原因是因为重要的北京新移民们都又迁移回去了。我们这些老北京，吃肠子就大蒜喝着小酒，心想，不如得了“非典”算了，反正让

　　再一想，还是自己圈自己好点儿：坐在自己的马桶上看自己买的书，睡在自己的沙发上看自己买的DVD，有艺术细胞的人们，现在是写书画画练琴的好机会。中华民族到了锻炼独处的时刻，一眨眼，闹哄哄的集体置富时期又成了回忆，眼下要造就最时髦的城市孤独文明的享受者。

　　在西方的生活，使我好不容易的爱上了孤独。但一搬回北京来，旧僻复发，又整天扎在朋友堆里，直到得了肺炎，见着朋友只有哼哼的劲儿，几个月过去了，同情者也没了，朋友们也烦了，我才又找回孤独的快感。好不容易可以见天日了，一好友请我去她家与她母亲及宾客进午餐，那时“非典”刚刚兵临城下，人们还照常聚会，毫无戒心。午宴那天的早晨四点，我突然开始咳嗽，胸闷，喘不过气来，马上想到可能又染上“非典”了，想到中午有特殊饭局，要承担传染“非典”给长辈的罪过等等，更加焦虑。但不能在早晨四点给人打电话，只好想，如果真是“非典”，过一会儿可能就死了，如果我死了，打不打电话也就没关系了。等到了中午，大家发现我已经死了，还有什么可歉意的？这麽一想，就安心闭眼喘气，又喝下一碗大夫先前给开的治肺炎的汤药，等着死活。过了一会儿，没死，反倒气顺了，就睡着了。正睡得香，被电话叫醒，好友在电话里喊：“你在哪呢？我们已经开饭了，全都等你了。”我一觉醒来，气也不喘了，也不发烧感冒，突然发现完全失去了缺席的理由，道歉也晚了，只能说：“我又犯病了。”她半心半疑：“下次你要是犯病的话提前告诉我。”挂上电话，我心说，犯病怎么能提前通知呢？但最倒霉的是，睡完一觉又好了，让人起疑，又有口难辩。还是从承德农村来的小吴有说法：“你这种病我知道，我们村里也有一个，犯起来就跟装的似的。”我已经“装”病四个月了，又赶上了防“非典”，从西回到东，孤独跟上我了。

　　北京的孤独人将来会比西方城市的孤独人优越，因为既孤独还不生邪火。很多西方城市孤独人有各种难症，是因为孤独得没地方撒火去。中医讲“邪不侵正”，“邪”是

　　大脑反映迟钝，少冒情感火花，戴上口罩六亲不认，摘下口罩蒜气冲天，是北京今年的春季时髦。

　　2003年7月

　　对北京的只言片语——刘索拉

　　引语：一个北京人叫猫，一个上海邻居过来管猫叫“Pussy"，北京人虽听着不得劲儿，但又不好用地方主义来和国际主义对抗。

　　北京的出租司机是世界上最好的司机。他们不收小费，稍微绕远了路，就把帐算在自己头上。开车后上了大路才打里程表，车还没真停下来，就把表停了。

　　坐在出租车里听广播：大部分司机是北京人，喜欢听相声。北京的老相声百听不厌，不仅逗笑还长学问。新相声轻浮的居多，不擅于引经据典。

　　长安街越来越宽大。怎么步行呢？去逛西单和王府井街口那些广场，是不是要被暴晒？

　　去颐和园的路上，要经过电子城之类的高楼大厦，没有了从前那种顺着林荫道等待见宫殿的神秘感。颐和园的门口乱糟糟。有人往车上塞卖春药的信息。

　　我记得小时侯从缸瓦市骑车去钓鱼台公园有一种探险的感觉，因为要穿过很多胡同，到了钓鱼台公园里有很大的树林，到处是小路，自行车颠簸着去发现新的湖边。在国外曾做梦去钓鱼台，穿过树林竟看到一片海洋和冰川，还有海鸥。心里还奇怪怎么当年没发现这个地方？！可见钓鱼台公园给我留下了神秘感。但是现在钓鱼台公园也翻新了。以前那种荒芜的浪漫气息没了，现在小孩骑车，老人健身，游人划船，情人只能散步，没有秘密地方可以躲着风流了。

　　从西单到西四，只有到了缸瓦市还能认出一点儿从前的样子。西四的变化还不大，那个小牛奶黄油铺还在，卖最新鲜的零售黄油，比超市里的新西兰黄油香，据说是从新疆运来的。赶快去买，否则小铺快被拆了，再找不到商店里卖零售新鲜黄油了。

　　登高处看西城的夜晚，一片漆黑，北京还是供电不足。登高看东边，处处灯光，是北京的一颗明珠。夜晚的灯光是城市的象征，东边有了现代城市的气派，住在东边跟住在国外差不多，但很多商店比国外的商店贵。

　　尤其是出国回来或者是外国人，住在东边觉得日子和国外没有太多变化。不仅是可以吃各国饭，而且银行，邮局都方便。但没有住在北京的感觉。

　　住在西城，南城，尤其是二环以内，才是北京人的生活。在林荫道上散步，街坊邻居喜欢打招呼，祖辈喜欢住在一起，家庭是中心，百货商店里东西便宜朴实。

　　在南城的商店里听到人们议论说：“咱们这儿穷，非典都不来。”果真，南城的人是非典时期中最幸福的，他们照样出去到小饭馆里吃涮羊肉，没有疑似的。

　　南城有些小商店里卖些出口到苏格兰的衣服，有些老商场里卖的布还是中苏友好时期的风格，加上林荫道茂密，弄得那地区倒象是欧洲小城的一角。不过就是突然闻到了街上公共厕所的味儿，又恍悟还是南城。

　　北京正在“国际化”，别说东西南北城的北京话区别已经不能辨认了，越来越多的人说话掺着外文，更是不讲究语言细节了。一个北京人叫猫，一个上海邻居过来管猫叫“Pussy",(注解：在英文中是猫和阴道的同义词)北京人虽听着不得劲儿，但又不好用地方主义来和国际主义对抗。

　　北京话的魅力在于那些土话和口音。现在好的中小学校出来的北京学生仍是说好听的北京话--老北京腔加学生腔，但次学校出来的学生(尤其是女生)喜欢模仿港台口音。也许是宁可想象自己是阿芳阿辉，也不愿面对自己的语言智商。(大学生来自四方，不能苛求口音了，只有中小学教育奠定人的语言根基。)

　　港台文化在北京更风行了，可能是北京人自认不如人家摩登。北京的小姑娘似乎更崇拜台湾男明星。最近闹非典，有几个商业团体发起了一个“中国精神”运动，免得北京人在家呆长了闷得慌。这个运动的主要行为就是放风筝。第一次放风筝的时候，还有中国的鼓队在打鼓助兴，来了好多记者和观众。突然有一个不知名的台湾小伙子站在台上，挡着打鼓的人，向观众招手致意，年轻的北京少女们都为他欢呼，记者们马上把鼓队和风筝的事都忘了，全冲着他去了。主办人们后来才打听出他是一个台湾明星，最近寂寞了，借着北京人办抗非典的活动，来抢镜头的。后来又听说这个小明星，不仅惹北京小姑娘的爱戴，也惹北方老女人的爱戴。有些高胖的老女人喜欢在家收藏台湾小男生的照片，不知是何心态。

　　早就听一个台湾女人说台湾男人比大陆男人“时髦”。不过我想，北京女人要想被台湾男人爱上的先决条件必须是要变瘦小，否则会一屁股把台湾风流少年坐死。因为北京女人向来是比南方男人高大的--不高也粗。但是现在的北京小姑娘们突然都变得象港台女人那么瘦小了，不知是小时缺了什么营养还是吃了什么药，还是急于要符合港台小明星的配偶尺寸？

　　北京的小姑娘们到了夏天真好看。记得在英国时，年轻男人们开玩笑说，就怕夏天到，因为怕英国姑娘到了夏天穿少了，露出胖身体，对于旁观者来说如同受刑。但是观赏北京姑娘，连我都有快感，个个是窈窕淑女。

　　北京的老外越来越多，大部分老外说中文，这在香港和台湾少见，可见北京是国际化城市而不是殖民地城市。北京人说话喜欢以自己为主题，更不喜欢凑合外国人，北京人一张嘴说话，快又声高，都有单口相声才能，顾不上当翻译。所以老外们发奋学中文，更惯了北京人自顾自的毛病。

　　北京人爱聚会，每天晚上都是各种不同的饭局。一个饭桌子上要是有那么几个能说的，这饭就永远吃不完了。饭好吃，朋友投机，说来劲了，腿一翘，大呼小叫，口若悬河，没有把门的。笑话走到哪儿都受欢迎，直言的说人闲话也不犯忌讳--尤其对谁看着都不顺眼的人。如果不是因为非典，这种饭局天天晚上都有。

　　如果不是非典，全世界喜欢扎堆的人都渐渐要搬进北京了，因为在北京闲不着。

　　非典时期，不出门不看人，但是对好朋友和家里人例外。朋友之间说，要得非典一块儿得。说完就照旧聚会，否则生不如死似的。北京人的义气就建立在不分你我的“一块堆儿”上。

　　我在伊斯坦布尔时，曾问土耳其的导演和教授们，为什么宁可回土耳其拿低工资用低成本做事，而不留在国外挣钱赚名？他们回答说，听穆斯林庙里每天发出那五遍钟声和祈祷声，比什么都重要，只要听到了那声音，就有了一生的安全感。北京城虽然没有钟声还被新建得面目全非，但只要有北京人在，就有安全感。

　　2003年8月

　　2003年9月

　　想想自从到了北京，这个月都发生了什么事？——刘索拉

　　潘石屹摄影展

　　潘石屹的摄影展览。在他自己盖的现代城。

　　一进展厅，迎面扑来很多西部农民被风吹日晒弄红弄黑的脸部大特写。在展厅中转着圈儿看，全是西北农民的大特写。潘石屹在冬天的时候曾说要去西北摄影，果然很快就去了，还弄出一个大摄影展览来。

　　来了很多人和很多摄影机，他的朋友们上台发言祝贺，后来推我上去说话，我吭吭嗤嗤，说潘石屹这个人心里还有另外一番天地，他想通过摄影说出来等等。说着突然想起初次见紫云轩的锦儿，她说了一句话，大概是：我只感兴趣在这个…后面的东西。我想拿这句话来比喻潘石屹，又怕误解，没敢说。只好再三说，潘石屹有别的心思。

　　感兴趣事物的“后面”，后面是什么？也许是看得见的本质也许是看不见的涵义，也许是最虚幻的梦想也许是最可笑的现实。小时候照镜子的时候喜欢真绕到镜子后面去，看看镜子后面是不是真有我？猴子也会有同样的反映。人长大了就觉得镜子是理所当然，不会再绕到后面看。但脑子里又逐渐长出一面镜子来，人看见它又忍不住要绕到后面去看，这回可不是容易的事了，能不能绕到后面去？能看见什么？潘石屹盖了一堆房子之后，要绕到房子后面去看荒野，卖高楼的潘石屹和在荒野里撒钱的潘石屹哪个是真的潘石屹，只有他自己知道。

　　很多人来了，穿着体面，喜欢和作者握手，但没有人提问题。有多少人回家以后绕到镜子后面去看看？

　　北京某新建小区

　　河北电视台有个［读书节目］，邀我去谈小说。我答应后，去了他们的摄影棚。如果没去这个摄影棚，真不知道北京还有这么一片小区。我们的车一直往西开，过了西翠路，进了一片高楼，出租车只能下到地下停车，人再上电梯到地面，然后下了电梯再上电梯，最后上到高楼上，感觉是在恐怖电影去找毒贩子。什么人设计的这种居民楼？外面阳光射人，里面黑咕隆咚，楼道里没有任何装饰，直接都是白粉墙。楼非常大，象是进了迷宫，但是进到单元里，房间非常小。电视台的人真不易，在小房间里面设了录影棚，主持人的提问很专业，从镜头上可能也看不出来我们被闷得脸冒横油。身后的台标，是一块写了字的帘子布，紧贴着我们背后挂起来。摄影师离我们近尺之遥，只能拍特写，一后退，就进了厕所，才能给我们个全身像。隔壁是工作人员，挤在一个小房间里不能出声，不开空调热死，开了空调冻死，直到节目间断才敢喘粗气。录完相，我被带着下了楼，到了楼院子里，才发现楼身的外表刷得跟国际公寓差不多。这一片楼看来属于新建小区，不会太便宜，属于北京人要死攒一番钱才能挣得到的楼，但里面说实在的不比经济楼强多少。我问主持人为什么不在河北办这个节目？她说为了让北京人不跑腿儿，“谁会去河北接受采访？”她说。我看着这座楼，心想，我宁可去河北。

　　住厂房

　　我们厂房现在可红了，听说所有空出来的厂房都租出去了，现在谁想进来都困难。有些朋友托我们这些住在里面的人打听空房子，物业管理的人对我们的回答是：要不你们都搬出去，让他们进来？

　　整容的争论

　　有电视台的人问我要不要去［实话实说］节目座谈，是跟着一堆人评判一个小姑娘是否应该接受全面美容。这真是为难的事：一，我有很多朋友因为上了岁数在做或要做，我不能攻击朋友；二，不想砸美容师的饭碗，美容这种事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和别人没关系；三，这个小姑娘才二十多岁，人生对她来说是很陌生的，在这个岁数有可能去接受任何富于诱惑力的尝试，还不知道自己是谁或将是什么人，就先去当另外一个人，这是她对自己生命的决定…

　　谢绝了电视台的邀请，放下电话，想起这世界上的女人分很多种，对美容各持己见。拿那些整天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美国电影明星形象举例：Cher做过数不清的整容，到了50多岁还是少女风貌，她对此倒也并不隐瞒，力图保持挑战式的迪斯科皇后时尚，在台上穿着

　　这是一个矛盾的，充满各种可能的时代，女人的独立性越来越重要，所以每一个女人都在意自己是个什么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周围有一堆聪明的女朋友，她们更喜欢卖弄脑子，所以不在意皱纹和年龄。但我周围也有一些更在意形象的女士，做一点儿美容来保持引人注目也未尝不可。每人都有保持自己长项的招数。不过我爱挑刺儿，整容还是不能整脖子吧？如果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把脸整成二十岁的样儿，但是脖子还是五十岁的脖子，那不是更让人作噩梦吗？至于年轻女孩儿为什么要美容，我不太懂…

　　看［查理的天使］

　　查理的天使］真烂。本来挺喜欢这三个女演员的，可边看着片子，边觉得头晕呕心。有的烂片也精彩，但这片子除了烂，没什么可说的。

　　片子里没有任何可笑的台词，只有一大堆陈腐的好莱坞式的青少年反叛和说教，虚伪的好孩子“天使个性化”之说。没有幽默就别笑，可她们还老笑，就象是紧张过度了。三个女孩使劲在装可爱装得挺累，看着她们笑你不想笑，也不知道她们为什么笑。她们使我想起那种典型的加里佛尼亚式的女人，总是天真的咧着大嘴，赞美太阳，强调个性又喜欢群体活动，没有幽默感。但凭什么这部片子这么受欢迎？噢，是因为群体的影响力。这三个女孩儿凑在一起，就有一种集体性的冲击力。尽管一个胖得老得侧脸笑，一个瘦得满脸只剩了一个鼻子，一个眼睛象是用刀割开了两条歪缝儿…但是她们三人满不在乎，百分之百相信自己就是美人兼英雄，随时都在亮相，有这么一种精神在，哪个女孩儿不是美人呢？

　　不过，它替所有的年轻女孩儿作了一个大美梦：在世上称霸--超人的能量，打败所有男人；当明星--能征服所有男人；无敌--用集体主义来打败比她们更漂亮更有能力更有个性的成熟女人…

　　我突然想起年轻女孩儿整容的事来：对年轻女孩儿来说，别管胖瘦，长成什么样，有过什么教育和经历，只要你有几个好朋友，一块儿跳舞，一块儿冒险，一块儿吹牛，你的自我感觉就会比谁都好，外在美内在美都不用太着急。当然绝不要选择喜欢和你比赛、互相挑剔的朋友，只选择那种能互相赞美吹捧并对外界有好奇心的朋友，快快乐乐自自然然混日子，就是黄金时代。有如此的幸运，自然顾不过来想整容的事。

　　这么一说，这电影也不全是狗屎。

　　北京的私人录音棚

　　安子介绍我去他一个朋友开的录音棚，在渔洋饭店附近。老板叫魏敏，人称魏老师。她本人是专科作曲出身，又有多年专业录音经验。一见面，是个典型的北京女人，直率热情，话音高。这个棚让我想起那些在美国南方为蓝调音乐家录音的录音棚，装置不求豪华造作但录音经验十足。一进门，是休息室和接待室，有横七竖八各种颜色的大小沙发，足够音乐家们任意横躺。里面是调音台和电脑设备，再进去，是个大录音室，房顶高深如小教堂。谱架在地上散放，似乎刚有一个弦乐队撤走。房顶上挂着一个个象日本灯笼式的布包，吸音加装置，隔音墙外贴的是粗绸子，毕竟是女主人手笔，软化录音的紧张气氛。我喜欢这种随意又有老派风格的录音棚，设施齐备，价格便宜，对音乐家没压力。往往很多有意思的音乐是出于这种录音棚。尤其是民间音乐或爵士蓝调音乐，必须在老机器上录才出感觉。魏老师的录音棚是少有的保持老机器的录音棚，我希望她再多收集老机器。

　　北京的新一代移民

　　我这个人喜欢对生人刨根问底。尤其是在北京混事的人，一刨底，都有说的。

　　遇见一个在出版社工作的姑娘，南方口音，问从哪儿来的，说是江西，可跟她聊起江西，她几乎不知道。再聊，知道她母亲是朝鲜、日本、欧洲混血，五十年代来中国参加革命的那拨人。这女孩儿瘦瘦小小，乍一看，南方人，她说是在江西长大，你就怎么看她怎么江西。但一细问，原来是朝鲜日本江西混血，马上看出她鼻子笔直，眉眼媚人，脸上有比汉人多一层的故事。可见眉眼值得细琢磨。

　　第二天家里来了一个小伙子，饿得说不出话来，吃起饭来如吞碗，吃饱了大笑着跟我解释他的胃口是蒙古和回族的遗传。肠胃也有讲头。

　　北京街上走的人，扒拉一个就有一堆故事跳出来。

　　2003年10月

　　刘索拉文章:

　　业余闲话(北京，纽约)

　　散记：从纽约到北京

　　细节